吴明泰走后，日子像是被抽走了几分鲜活气，院里的石榴树虽抽出了细芽，却总显得蔫蔫的，少了往日的生机。家里的重担一下全压在了公公肩上 —— 皮毛厂要管着复工、收皮子、出货，地里的庄稼也到了管护的时节，他本就年近六旬，经不得这般连轴转，不过月余，便肉眼可见地老了下去。
往日里公公总爱穿着那件藏青色的马褂，腰板挺得笔直，如今马褂套在身上显得有些空荡，后背微微佝偻着，走路时步子也慢了，不再像从前那般沉稳有力。他的头发白得更快了，原本只是两鬓染霜，如今头顶也冒出了大片银丝，清晨咳嗽的时间越来越长，咳得厉害时，整个人都要弯下去，用手帕捂着嘴，手帕上偶尔会沾着淡淡的血丝。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日看着他天不亮就揣着馕饼出门，要么去皮毛厂盯着伙计们收拾被炸坏的机器，要么去城外的田地里查看青稞的长势，直到日头西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晚饭也吃不了几口，便倒在炕上沉沉睡去。
这日晚饭过后，我收拾完碗筷，见公公又坐在院里抽烟，烟锅子一明一暗，映着他布满皱纹的脸。我犹豫了半晌，还是走上前，轻声说：“阿大，厂里和地里的活计太多，你身子扛不住，往后就让我帮你搭把手吧。”
公公抬起头，愣了愣，随即摆了摆手：“丫头，不用你，这些都是男人家的活，你好好在家歇着，照顾好你妈，打理好屋里的事就够了。”
“阿大，我是吴家的媳妇，这个家也有我的一份。” 我坚持着，“明泰不在，我理应替他尽孝，替你分担。你要是累垮了，这个家可怎么办？”
婆婆也从屋里走出来，叹了口气：“老头子，娟子说得对，你也别硬撑了，就让娟子帮衬着点，做点力所能及的活，你也能松快些。”
公公沉默了许久，终究是点了点头，却只肯教我些简单的活计 —— 比如给皮毛厂的账本记账，核对收皮子的数量和价钱，或是在家准备好伙计们的午饭，让他带到厂里去。他从不肯让我去皮毛厂抛头露面，也不让我去地里干活，说 “女人家抛头露面不像样子，地里的活计累，你的小脚也经不住”。
我知道他是疼我，也是守着老辈的规矩，便顺着他的意思，把手里的活计做得妥妥帖帖。账本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一毫都不差，午饭也换着花样做，馕饼、油饼、熬饭，让公公和伙计们能吃热乎的。可即便如此，看着公公依旧日渐消瘦，我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入了秋，西宁的风越来越凉，也终于盼来了吴明泰的信。那是一封从河南寄来的挂号信，是老陈从兰州捎回来的，我接过信封时，手指都在发颤，拆信的动作慢得像蜗牛。
信上的字迹是吴明泰熟悉的笔锋，却比往日潦草了许多，想来是在部队里匆忙写就的。他说他顺利到了内地，找到了第 13 军的招兵处，顺利入了伍，现在已经经过了新兵训练，分到了步兵连，很快就要开赴前线了。
他说部队里的战友大多是各地来的汉子，个个都憋着一股打鬼子的劲，只是初次见他贴身揣着一双小小的弓鞋，都围着他起哄嘲讽，说 “都上战场杀鬼子了，还揣着娘们的鞋，没骨气”。信里写着 “他们笑我，我却一点也不恼，这是你亲手做的鞋，是我的念想，怎么能丢？我跟他们说，这鞋是我媳妇的牵挂，带着它，我打仗更有劲，也能记得要活着回去”。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滴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我能想象出他被战友围着起哄的模样，能想象出他攥着那双月白色弓鞋，眼神坚定的样子。他没忘，他一直记得我，记得我们的约定。
信的最后，他让我照顾好公婆，照顾好自己，说等打了胜仗，就给我寄更多的信，等把鬼子打跑了，就立刻回来，再也不分开。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能背下来，才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像是揣着他的温度。
我日日盼着他的第二封信，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却再也没有收到过。转眼到了冬月，西宁下起了第一场雪，鹅毛般的雪花飘了一夜，把屋顶、地面都盖得严严实实，寒气刺骨。
就是这日清晨，公公起床后咳得格外厉害，咳着咳着便眼前一黑，栽倒在炕边。我和婆婆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喊来阿大，一起把公公抬到炕上，又让人骑着快马去城里请大夫。
大夫赶来时，公公已经昏迷不醒，诊脉后，他摇了摇头，脸色凝重地对我们说：“老爷子这是积劳成疾，忧思过度，身子骨已经亏空到了根上，怕是…… 怕是过不了这个年了。”
“大夫，你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 婆婆一下子扑到炕边，抓住大夫的衣袖哭喊道，话没说完，便眼前一黑，直直地晕了过去。
我心里 “咯噔” 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中，瞬间慌了神，可看着昏迷的公公和婆婆，我知道自己不能乱。我深吸一口气，让阿大先把婆婆抱到隔壁屋躺好，又按照大夫的吩咐，让人去抓药、煎药，守在公公炕边，一勺一勺地给他喂药。
婆婆醒过来后，便整日以泪洗面，眼睛哭得红肿，整个人都蔫了，再也没心思管家里的事。家里的重担，这下是真真切切地落在了我肩上。
我不能再躲在屋里做那些细碎的活计了。皮毛厂的伙计们需要对账、发工钱，地里的庄稼要盘算着明年的耕种，家里的开销、公婆的汤药费，都要一一打理。好在阿大帮忙找了头温顺的毛驴，我在驴背上铺了厚厚的毡子和棉垫，又用布条把腿轻轻固定在鞍子两侧，这样既能稳住身子，也能让小脚少受些罪 —— 我这双脚裹了十余年，走不了远路，骑驴本就是无奈的选择，总比一步步挪着强。
可即便如此，这一路也不好受。西宁的冬月寒风刺骨，吹得脸生疼，毛驴走在积雪的路上，一颠一颠的，震得我腰酸背痛，小腹也跟着发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小脚被裹脚布缠得紧实，血液循环不畅，每次到了地方下来，脚都麻得没知觉，要在原地缓上半晌才能慢慢走动，脚踝处更是勒得发红发胀。
可我不能停。公公还在炕上躺着，汤药不能断；婆婆整日以泪洗面，需要人宽慰照料；皮毛厂不能停摆，伙计们要吃饭；地里的事也不能耽搁，来年的生计全靠它。我咬着牙，每日天不亮就出发，顶着寒风骑着毛驴往返于皮毛厂、药铺、田地和家之间，头巾上结了一层白霜，睫毛上也挂着冰碴，却从不敢有半点懈怠。
我学着公公的样子，在皮毛厂核对账本，听伙计们汇报收皮子的情况，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就记下来找阿大商量；我骑着毛驴去城里抓药，小心翼翼地把药包揣在怀里，生怕冻着影响药效；去地里时，便让佃户们牵着驴，我坐在上面仔细叮嘱来年的耕种计划，查看过冬的粮草是否充足。
回到家，我要先给公公熬药、喂药，再给婆婆端去热饭，安抚她的情绪，等两位老人歇下了，才能坐在灯下缝补衣物、盘算开销，或是给吴明泰写信。
我给他写家里的事：说公公病得重，我每日骑着毛驴四处奔波；说婆婆很想他，常常对着他的照片流泪；说院里的石榴树被雪压弯了枝头，等开春就能发芽；说我很想他，想他亲手给我掖被角，想他陪我在院里说话。我一遍遍叮嘱他，在前线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光顾着打仗，活着回来才最重要。
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我把它们都寄了出去，却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回音。我不知道他在前线打得怎么样，不知道他是否安好，不知道那封带着我的牵挂的信，他有没有收到。夜里，我躺在空荡荡的炕上，抱着那个红梅荷包，听着窗外的风雪声，心里满是牵挂与不安，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只能对着月光一遍遍默念他的名字。
冬雪越下越大，院里的石榴树被积雪压得弯了腰，公公的病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我依旧每日骑着毛驴，顶着寒风往返奔波，浑身酸痛是常事，却从不敢抱怨 ——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守好这个家，等公公好起来，等吴明泰回来。
只是那一封封石沉大海的信，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心上，让我忍不住心慌。明泰，你到底在哪里？你可一定要平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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