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9章 大明风华(五)

朱高炽继位后,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宣德六年,朱瞻基命令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因财政已经无法支持远航活动,下西洋最终被停止。【3】

宣宗本人对下西洋还是有些兴趣的,但眼下确实不行的,一是因为财政紧张,二嘛,朱瞻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而他选定的继承人还是个孩子,大明即将迎来一位幼冲之主。这个时候,实在不宜再去劳民伤财。

但是他又很馋这个产量高的红薯,所以他命人传来了东厂督主兴安,锦衣卫指挥使徐滨。

正要让胤礽回去,朱瞻基想了想,带着胤礽一起旁听了。

之前也见过兴安和徐滨,但无一例外,他们并没有后世影视里厂卫咄咄逼人、专权跋扈的模样,反而有些低调,尤其是兴安,若不是早就知道他的身份,胤礽绝对想象不出他就是某些臣子嘴里“残忍阴毒”的东厂督主。

这次他只是乖乖坐在旁边,当个旁听的角色。

朱瞻基先说太子殿下得上天庇护,得祖宗认可,先帝托梦告诉他,安南和吕宋有良种名“红薯”,产量高,广种耐瘠,让他们东厂和锦衣卫派出一队人,在不惊动当地人的情况下,将此物带回。

兴安和徐滨认认真真听着,消化了这个有点匪夷所思的消息——胤礽看得出来,兴安很快就接受了,甚至有点与有荣焉,觉得天佑大明。徐滨有些半信半疑,但一听说这红薯在哪里都能种,表情就变得坚定了,大概是觉得必须得去找一找,这可是能活万民的东西啊!

胤礽就静静地听着,看见朱瞻基命令他们各选出一队人,一同出发前往安南。

待这两人离开后,朱瞻基才问:“知道我为什么要派东厂和锦衣卫一同出去吗?”

胤礽道:“为了互相掣肘,互相监督,不致使一方独大。”

朱瞻基赞道:“聪明。”

接着又对胤礽说道:“太/祖设锦衣卫,太/宗设东厂,给了厂卫监察百官之权,朝臣、民间多称厂卫为鹰犬,对厂卫极尽贬低,认为他们的存在有损帝王英明神武的形象,但其实,他们是怕他们做的事情被厂卫发现,进而报给皇帝。”

“皇权从来都不是一直稳固的,遇到一个无能的皇帝,或者忽然冒出一个心存不轨的臣子,皇权就会旁落——君臣相合,从来都是在明面上的,背地里有多少龌龊、多少争斗,太子,你要明白一件事,皇帝与臣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臣子们想要事事都听他们的帝王,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臣子们,尤其是那些文官,嘴上说着忠君爱国,背地里欺男霸女、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的,大有人在。你要看到他们背后的龌龊,而厂卫是你的眼睛,他们能让你看到朝臣背后,到底是忠良,还是奸佞。”

朱瞻基说完这一通帝王心得,才摸了摸胤礽的头,“听懂了吗?”

不待胤礽说听懂,他就笑着说:“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以后你会懂的,你要把我刚才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以后会有很多人对你说厂卫如何如何坏,应予以废除——你就想起今天我说的话。”

他这也算是毫无保留地在教孩子了——谁家皇帝教继承人还要有所保留啊,是不是觉得王朝延续太久了,想改朝换代啊!

胤礽郑重地应下了。

君王与臣子之间,的确是该臣子忠君,皇帝信任臣子,虚心纳谏。但是也不是是个臣子就是魏征啊!

明朝的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内斗有多厉害,他也是清楚的。别的不说,就说南明——亡国了也要内斗,就知道了。

厂卫是帝王手中的一把利剑,剑柄只能握在帝王手里,厂卫只能听命于帝王,是与文官集团抗衡的筹码。

胤礽看了看朱瞻基弓着的腰,朱瞻基已经命人在内书堂教内侍们读书写字了,他身体不好,让宦官们参政来制衡内阁,这也是无奈之举。要是把这部分权力交给内阁,那以后就是内阁的权力了,别想再拿回,交给宦官,宦官若不听话,起了异心,杀了再找一个听话的就是。

杀文官可能会有言官骂“昏聩”,但是杀宦官可没有这个担忧。

参政的宦官也有有能力之人,至于为什么王振、喜宁之流会冒出来,还是在于朱祁镇无能,他昏聩,他不行!

宣德九年的这个冬天,皇帝病情愈发沉重了,即便将近除夕,宫里也没有多大喜气,人人都愁眉苦脸,压根不敢露出一点笑颜。

到最后还是朱瞻基下令,令宫内照常准备除夕事宜,“勿以朕病扰百姓”。勇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是朕过的最后一个年了,总不能就这么过去了,到地下,也好给爹、爷爷他们好好讲讲这繁华。”

张太后满眼都是泪,还是答应了。

朱瞻基撑着病体,给群臣赐宴。群臣看着皇帝病成这个样子,还念着他们这些臣子,想想皇帝还不到不惑之年,各个掩面而泣。

过了年,大年初一,皇帝就昏迷了,御医诊断说皇帝大限将至。

张太后哭得不能自已,却也阻止不了什么,只能把胤礽带在身边,秉持着皇帝一直以来的心思,不让皇后和皇贵妃靠近他。

超朝政暂时由内阁三杨负责。厂卫联合行动,负责查探藩王有无异动,各个臣子有无不轨等。这个时候,简直就是谁冒头谁死。

第二天,皇帝醒了,也不说什么,呆呆地看了一阵子外面的天,然后就下令把太子带来,父子二人屏退了所有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被传召过来的三杨、英国公张辅、于谦只能在外等候,直到小太子过来传召,几人才得以入内。

朱瞻基勉强坐好,对底下的臣子缓缓说道:“这是朕最后一次传召诸位了,朕大限已至,朕驾崩后,由太子朱祁钰继位,万望诸位悉心辅佐。”这就是在托孤了。

众臣纷纷跪下,主少国疑最是凶险,你当辅政大臣就好当了?一句话说不对,让皇帝觉得你有在我死后压制我儿子的心思,那你就别辅政了,殉葬吧!

朱瞻基又说张太后贤良,以后也会涉政,参与国事。众臣则表示张太后胸有丘壑,参与国事再好不过了。

张太后在众臣眼里还算正常,他们也知道皇帝不可能把小太子完全交给他们,皇太后,厂卫,都是制衡他们的。

朱瞻基安排好了一切,最终让群臣退下,群臣边走边哭,朱瞻基见状大声道:“日月山河还在!”

群臣顿足。

朱瞻基继续说道:“莫哭,诸位慢行。”

宣德十年正月初三,大明皇帝朱瞻基病逝,年三十八。

【1】一般认为,番薯在明代引入中国,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是陈益。

据史料记载,陈益是广东东莞虎门北栅人,明万历八年(1580年),他身着布衣,肩搭包裹,搭乘友人的商船从虎门出发前往安南(今越南)。到达安南后,当地酋长接待他们时摆出一道官菜,这道菜香甜软滑,除了非常可口外,还能充饥,这便是番薯。陈益此后便特别留心番薯的生长习性和栽培方法,两年之后的1582年,他冒着杀身的危险,收买酋卒,将薯种藏匿于铜鼓中,想偷偷带回国。陈益在其祖父位于虎门金洲小捷山山腰的坟墓前购置了35亩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番薯。成功收获后,他决意要把这种食物广为传播,并将自己的寿穴也选在薯田边,要与番薯长相厮守。陈益作为“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为我国开辟粮源,贡献重大。

明时,多年在吕宋(即菲律宾)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块根作物,块根“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想到家乡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粮食不足,陈振龙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1593年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视甘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1593年初夏,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航行七天,于农历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甘薯因来自域外,闽地人因之称为“番薯”。陈氏引进番薯之事,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谈迁《枣林杂俎》等均有论及。

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在康熙初年把番薯引种到浙江,他的儿子陈世元带着几位晚辈远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广泛宣传,劝种番薯。据记述,陈世元在山东胶州古镇传授种植番薯的时候,亲自整地育秧,剪蔓扦插,到秋天收获,得薯尤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竞相种植。番薯在华北地区便很快推广开来。

清乾隆时期,不少地方都是由官方提倡栽种。在直隶、更由皇上“敕直省广劝栽植”。由于朝野上下积极推广,番薯很快在全国广为传种,并成为中国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1733年,番薯传到四川,1735年传至云南,1752年传至贵州。此后,番薯踪迹遍布西南。

【2】巩珍,号养素生,明朝应天府人,生卒年不详,士兵出身,后升为幕僚。明宣德六年(143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被提拔为总制之幕(相当于秘书)随郑和下西洋。宣德九年(1434年)著《西洋番国志》一书纪录郑和船队所经过的二十个国家,内中记述了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及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笔。这本书不仅引人入胜,也对中国的航海史及中国文化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沙群岛中有为纪念他而命名的巩珍礁。

【3】朱瞻基是赞同下西洋的,宣德六年第七次下西洋,宣德八年船队回来。宣德十年的遗诏中提到禁远洋,据分析是辅政大臣在张太后的支持下写的。

详见《明初下西洋的停止及其原因》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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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9章 大明风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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