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门吧？”杨重和马青爬到楼的顶层，转着脑袋看那层的三个门的门牌号码。杨重伸手按了一下左手那个镶了铁门的人家的门铃，挤眉弄眼调整了一下表情，两手握着放在裆前，矜持地等待主人应声而出。“谁呀？”门内一个男人问。“我。”杨重沉着地用浑厚的声音回答。木门开了，一个瘦得像眼镜蛇似的男人出现在铁门后，隔着纱网眉眼绰约。“是吴汉雄吴老师么？”杨重伸出脖子探问。“你们是什么人？”吴汉雄吴老师冷冷的目光像针一样从细密的网眼中透出。“我们是您的两个崇拜者。”马青挤上前来，脸贴着纱网眉开眼笑地说，“一直都特仰慕您，又怕您忙，不好意思打扰，今儿是实在忍不住了，特来登门拜望。”

男主人公何雷与女主人公石静是一对充满青春活力的恋人，他们正在精心布置新房准备结婚的时候，忽然厄运降临——何雷患了一种叫作肌无力性疾病。他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结婚与否，而是生死存亡。何雷忍受着内心巨大的痛苦决定对石静隐瞒病情并想尽一切办法让石静离开自己。自此，故事便在一种催人泪下的氛围中向注定成为悲剧的结局发展着。其间最为感人的是何雷与石静分手的过程，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甚至与他们相关的每一件事物都充满着难以言状的痛感，包括婚纱、杯垫、沙发靠背饰品，包括那一杯杯缠绵之极的酒……这种痛感弥漫于何雷患病后的每一行文字之间。直到最后，当石静得知了真相，当石静与新婚丈夫向何雷的病床走来，何雷却连笑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泪水从他眼中流出，点点滴在那只向他伸来的美丽的手上。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遣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的无邪的头脑。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假如说这个话题仅局限于说金庸的小说到底不是不是好小说？因为我写这个文章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我认为金庸的小说不是好小说，是港台俗文化的代表之一。但，单就这个话题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是没有多少可谈的。也谈不长。它不可能允许就是金庸小说的好与坏这个话题进行长时间的争论，更不要说学术性争论了。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看上去很美》写的是什么？看书的人各持己见，然而王朔却如是说：是北京复兴路29号院的一帮孩子，时间是六一年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要地点是幼儿园、翠微小学和那个大院的操场、食堂、宿舍楼之间和楼上的一个家。主要人物有父母、阿姨、老师、一群小朋友和解放军官兵若干。没有坏人，有一个幼儿园的阿姨有一点可笑，仅此而已。时隔七年之后，在记忆深处泛起的一段时光，值得珍藏与怀念的一段时光。

在第一个生活阶段里，我是一个靠敲诈勒索为生的罪犯，常常与同伙冒充警察去饭店客房讹诈嫖客的钱。某一天，我在公园里认识了女学生吴迪，自此我们便相爱了。后来吴迪为报复我而走上邪路，直至为我殉情自杀，而我最终也没逃出被逮捕并被判刑的下场。第二个阶段是我保外就医后的生活经历。我在去南方旅游的船上认识了女学生胡亦，我们相识的情景与认识吴迪的情景颇有些相似。在我已经爱上胡亦的时候，她却被两个冒充作家的通辑犯强暴了。我把胡亦送走后，便与那两个通辑犯大打出手，直到将警察引来。

王朔早年的文字确实有些矫情，用真情实感让人感动，激发每个人心中的少女情怀，是的，总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对爱情抱有幻想的，总有一个时期我们向往着拥有甜美的伴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承认或不承认。空中小姐就写出了这样的感觉，让一个旁观者再次激发起内情几年前曾经萌动的感受，并或多或少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初恋再次浮现，边读边重温，感受不错。

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遣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的无邪的头脑。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在我三十岁后，我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下怀。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