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红拂、虬髯，世称风尘三侠。事载杜光庭《虬髯客传》，颇为人所乐道。然杜氏恶撰，述一漏百，且多谬误。外子王二，博览群书，竭十年心力方成此篇，所录三侠事，既备且凿。外子为营此篇，寝食俱废。洗裤子换煤气全付脑后，买粮食倒垃圾未挂于心，得暇辄稳坐于案前，吞云吐雾，奋笔疾书。今书已成，余喜史家案头，又添新书，更喜日后家事，彼无遁词，遂成此序。丙寅年夏日，王门胡氏焚香敬撰。

今天我去给他扫墓。他的生命就像刻着他名字的那块巍峨的巨石，默默无语。小波离去已经七年了。七年间，树叶绿了七次，又黄了七次。花儿开了七次，又落了七次。我的生命就在这花开花落之间匆匆过去。而他的花已永不再开，永远地枯萎了。翻拣他当初写给我的情书，只觉得倏忽之间，阴阳两隔，人生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既然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短暂，上帝为什么要让它存在？既然再美好的花朵也会枯萎，再美好的爱情也会湮灭，上帝为什么要让它存在？没有人能给我一个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

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涉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争，国学与新儒家，民族主义等问题；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各种真知灼见，涉及科学与邪道，女权主义等；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论，涉及性问题，生育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研究的伦理问题和方法问题等；包括创作谈和文论，如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师承，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看法，作者对文体格调的看法，对影视的看法等；包括少量的书评，其中既有对文学经典的评论，也有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最后，还包括一些域外生活的杂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点。

王小波中短篇小说全集

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举例言之，颐和园在我家北面，假如没有北这个方向的话，我就只好向南走，越过南极和北极，行程四万余公里到达那里。我要说的是：人们的确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切，包括性爱在内。故而性爱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

其中黄金时代一篇，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的重写。现在重读当年的书稿，几乎每句话都会使我汗颜，只有最后的定稿读起来感觉不同。这篇三万多字的小说里，当然还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看到了以后，丝毫也沒有改动的冲动。这说明小说有这样一种写法，虽然困难，但还不是不可能。这种写法就叫作追求对作者自己来说的完美。我相信对每个作者来说，完美都是存在的，只是不能经常去追求它。

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它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现在是夜里两点钟；是一天最黑暗的时刻。我在给电脑编程序；程序总是调不通——我怀念早期的PC机，还有DOS系统。在那上面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的机器是些可怕的东西，至于win95，这是一场浩劫。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技术进步，而是我老了，头脑迟钝，记忆力减退，才看过的东西就忘掉，得写在手上才成——手才是多大的地方。人的手腕上应接长两面蒲扇，除了可以往上写字，还可以扇风——我觉得浑身燥热。写这些事没有人爱看。我来讲个故事吧——

夜里两点钟是最坏的时候，这时候你又困又冷，假如还不能上床睡觉，心情会很恶劣，坏念头也会油然而生……两点钟我坐在厨房里，听见有人在捅楼下的门。我认为他是个贼——虽然可能有人回来晚了，找不着钥匙，在那里瞎捅，不管是哪种情形，我都该下楼去看看。但我懒得动弹，住在这房子里的人不能指望夜里两点钟回来还有人给他开门，要是贼那就更好了：我就坐在这里等他。等他撬开了门，走进二楼的厨房时，我告诉他：他走错门了，这座破楼里住了七个穷学生。他马上会明白，这房子里没什么可偷的。也许他会说：sorry，撬坏了你的门，也许什么都不说——失望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教养，门坏了我不心疼：它是房东的，但我喜欢看到别人有教养。不说sorry我就骂他……当然，是用中文骂，让他听不懂。他身上没准还带着枪哪，听懂了就该拿枪打我了。

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份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的钱财账也两清了——这笔账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公司的人对我说，假如把你移交给司法机关，起码要判你三十年徒刑，还可能在你头上打洞，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

我呆在一个游艇里。这条船好像是在岸上，架在一个木架上修理。有关这条船，可以补充说，它是用层压板做成的，因为船壁上剥落了几处，薄薄的木片披挂下来。这让我想起了好几件往事：一件是我小时候到胡同口的肉铺去买肉馅，店员把肉馅裹在桦木膜里递给我；另一件是我上大学时，在礼堂里听大课，椅子上的书写板就是层压板的。看到这条船是层压板做的，我就暗自庆幸道，幸亏我没有驾着它出海。这条船实在是太小了，在里面连身都转不过来，驾着它出海一定要晕船（我既晕飞机，又晕小车，坐在这么一个小船里到了大海上，一定要把胆汁都吐出来），更何况它是木头片儿做的，肯定不太结实。可是船舱里有一面很大的舷窗，我从窗口往外看，看到远处有一个灯火通明的码头，但近处是一团漆黑，可是在一团漆黑中，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我俯下身去，想要看清楚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就在这时，有人从外面朝舷窗开了一枪——这就是说，舷窗上出现了一个星形的洞，而舱里的壁板乒地一声碎了一块。这一枪着实让我惭愧，因为假如我告诉别人说，有人朝

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是那么鲜明，一切宛如昨日。。。。。。

从很小时开始，我就想当艺术家。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李家口派出所里有一堵磨砖对缝的墙，颜色灰暗；我小舅经常蹲在这堵墙下，鼓起了双腮。有些时候，他身上穿的灯芯绒外套也会鼓起来，就如渡黄河的羊皮筏子，此时他比平时要胖。这件事留给我一个印象，艺术家是一些口袋似的东西。他和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在我记忆之中，一个灰而透亮的垂直平面（这是那堵墙的样子）之下放了一个黄色（这是灯芯绒的颜色）的球，这就是小舅了。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具有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假如数出来是一个自然数列，那就是说，他还得上班，必须马上起床。假如数出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龄不小并且曾在技术部工作多年，可能也会这样干。因为过去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早上到班时，忽然某个同事没来。下班时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问遍了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部里的老大哥，就会提心吊胆，生怕他从河里浮出来，脑盖被打得粉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我舅舅上个世纪（20世纪）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确的说法是不该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笔记、相片，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个肤色黝黑的大个子，年轻时头发很多，老了就秃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只是：当时烧煤，烧得整个天空乌烟障气，而且大多数人骑车上班。自行车这种体育器械，在当年是一种代步工具，样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两个轮子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钢管架子，还有一根管子竖在此架子之上。流传到现在的车里有一小部分该管子上面有个车座，另一部分上面什么都没有；此种情形使考古学家大惑不解，有人说后一些车子的座子遗失了，还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当时的人里有一部分是受信任的，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有座的车就属于他们。另一部分人不受信任，所以必须一刻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到活下去的权利，故而这种不带座子的自行车就是他们

现在似乎是上班的时节，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人进来。我没有手表，不知道是几点。但从太阳的高度来看，大概是十点钟。看来我是来得太早了。我对他们说：你早。他们也说：你早。多数人显得很冷淡，但不是对我有什么恶意，是因为这院子里的臭气。假如你正用手绢捂住口鼻，或者正屏住呼吸，大概也难以对别人表示好意。最后进来一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孩。她一见到我，就把白纱手绢从嘴上拿了下来，瞪大了眼睛说：你怎么出来了，你？这使我觉得自己是个炸尸的死人。这个姑娘圆脸，眼睛不瞪就很大，瞪了以后，连眼眶都快没有了。我觉得她很漂亮，又这样关心我，所以全部内脏都蠢蠢欲动。但她马上又转身朝门口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说：她到医院去看你了，一会儿就来。我不禁问道：谁？她娇嗔地看了我一眼说：小黄嘛，还有谁。我谨慎地答道：是嘛……但是，小黄是谁？她马上答道：讨厌，又来这一套了；然后用手绢罩住鼻子，从我身边走开。

再过一百年，人们会这样描述现在的北京城：那是一大片灰雾笼罩下的楼房，冬天里，灰雾好象冻结在天上。每天早上，人们骑着铁条轮子的自行车去上班。将来的北京人，也许对这样的车子嗤之以鼻，也可能对此不胜仰慕，具体怎样谁也说不准。将来这样的车子可能都进了博物馆，但也可能还在使用，具体会怎样谁也说不准。将来的人也许会这样看我们：他们每天早上在车座上磨屁股，穿过漫天的尘雾，到了一座楼房面前，把那个洋铁皮做的破烂玩艺锁起来，然后跑上楼去，扫扫地，打一壶开水，泡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看小报，打呵欠，聊大天，打瞌睡，直到天黑。但是我不包括在这些人之内。每天早上我不用骑车上班，因为我住在班上。我也不用往楼上跑，因为我住在地下室，上班也在地下室，而且我从来不扫地。我也不打开水，从来是喝凉水。每天早上我从床上起来，坐到工作台前，就算上了班。这时候我往往放两个响屁，标志着我也开始工作了。我呆的地方一天到晚总是只有一个人，所以放响屁也不怕别人听见。

这篇粗陋的小说，当然不能和这位杰出诗人的诗篇相比。同时我想到的，还有逻辑学最基本的定理：A等于A，A不等于非A。这些话不是为我的小说而说，而是为智慧而说。在我看来，一种推理，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假如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错误，或是相反的证据，就是对的。无论人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无论善良还是邪恶，都不能使它有所改变。唯其如此，才能得到思维的快乐。而思维的快乐则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天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