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颍川的土地上，秋收的热潮正波澜壮阔地展开。
官学之内，众多出身寒微的学子纷纷请假，返回各自的家园，投入到那繁忙而庄严的收割仪式中。
阿瞒的舍友荀攸，亦不例外，他重返故里颖阴，参与秋收。
在颍川官学的蹭课生活，对阿瞒而言，并不如预期中的顺遂。
他本以为只要勤奋向学，即可安心立身，却未料到，当他的身份——大宦官曹腾之孙，现任司隶校尉曹嵩之子——为人所知后，背后暗流涌动的嘲讽与排挤随之而来。
尤其是太学生们抵达颍川后，得知曹嵩曾率军逮捕了多位被迫害的“党人”师长与同窗，他们对阿瞒的态度更加冷淡。
尽管曹嵩不过是遵从圣旨而行，但鉴于前任司隶校尉李膺的“典范”在前，曹嵩的所作所为，如今已深深触动众人的敏感神经，使得他的行为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随着荀攸的离去，阿瞒在颍川官学的居所也变得不再适宜。
得知这一情况，袁绍便安排阿瞒迁入自己的宿舍。
阿瞒的行囊颇为简朴，几件换洗衣物、日常洗漱用具，再加上一支笔、一叠素纸、一瓶墨水，便是他全部的行李。
手拖一只小箱子，在袁绍的引领下，阿瞒轻装简从地搬入了袁绍所在的宿舍。
太学生的宿舍位于颍川官学的最佳地段，每间宿舍仅容纳两至四人。
袁绍的宿舍原本只住着他和张邈两人。
然而，张邈因顾虑“党人”之乱，已返回陈留故里避难。
因此，此刻袁绍的宿舍仅他一人居住，阿瞒便顺理成章地占据了张邈的空位。
阿瞒与袁绍的床铺之间，仅隔着一张精巧的床头柜，夜深人静时，他们便能躺在床上，面对面地交换心事。
阿瞒在新的宿舍环境中逐渐安定，尽管这里的条件远超从前，但他的心情却是错综复杂。
袁绍的宿舍宽敞而光线充足，每一处陈设都透露出一种雅致与条理，与之前那个逼仄的八人宿舍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的居住体验无疑是一种奢侈。
然而，阿瞒内心始终有一股说不出的憋闷，加之近期同学们投来的异样目光，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袁绍察觉到阿瞒每日都独自在藏书室里度过，少有与其他学子的互动，这让他心生关切。
因此，他也不再参与其他太学学子的社交活动，而是选择与阿瞒同行，一同沉浸在藏书室的宁静学习中，相互作伴。
在藏书室的日子里，阿瞒和袁绍的关系愈发深厚。
他们一同翻阅经典，探讨治国之道，偶尔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更多的时光是在彼此的理解和尊重中度过。
袁绍的博学和包容让阿瞒感到温暖，而阿瞒的坚韧和才智也深深打动了袁绍。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瞒在藏书室的学习成果逐渐显现。
他的见解变得更加深刻，对于时事的分析也常常让袁绍点头称赞。
两人如同找到了知己，互相激励，共同进步。
一日，藏书室中迎来了一位中年学者，何顒。
他曾在京师与郭泰、贾彪等名士同游学，虽是后辈，却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何顒在太学中声名显赫，因此，诸如陈蕃、李膺等名臣都对他礼遇有加。
他注意到阿瞒与袁绍的好学不倦，便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
在了解到阿瞒的身份后，何顒并未像其他学子那样退避三舍，反而仔细地考察起阿瞒的学识与才干。
当阿瞒与袁绍离去之后，何顒对身边的颍川官学管理层深有感触地说：“天下将乱，能够安天下者，非此人莫属。”
阿瞒因得到何顒如此高的赞誉，他的声誉逐渐好转，至少在校园中，不再有人故意对他进行嘲讽。
与此同时，朝廷的局势也在悄然生变。
延熹十年，名士贾彪进京，恳请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人为党人申冤。
于是，窦武直言不讳地上疏，并以病为由请辞城门校尉之职，霍谞也上疏为党人辩解。
由于党人案牵连众多宦官子弟，宦官们也以天象为由，请求天子赦免党人。
最终，皇帝在六月下诏，赦免了党人，命令被牵连的二百余人返回故里，虽禁锢终身，但不得再入朝为官。
这段历史，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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