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靠着住在别墅里，我已经大概摸清楚了薛建国的出轨对象，是个生活在纽约的法国女人，很年轻，正在大学读艺术专业，和薛建国在一起三年了，每次薛建国去纽约出差一定会见她。
我甚至悄悄扮作学生偶遇过那个女人几次，她是个很友善的好人，梦想着将来能在纽约闯出一片天。
最重要的是，她根本不知道薛建国是个结过三次婚有过很多孩子的人渣，她只单纯把薛建国看作一个有钱单身的男人，虽然年纪大到足够做她父亲，但可以理解认同她的艺术，对她而言，精神上的理解比年龄上的般配更重要。
我担心暴露自己的身份，没办法劝她离开薛建国，心里甚至生出一些负罪感，觉得自己的不作为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薛建国的帮手，一起欺骗了这个女人的感情。
了解的越多，我心里的负罪感越重，我明明只想报复薛建国一个人，但和凯琪、安娜、托尼生活四年后，我发觉对薛建国的报复也会不能避免的让她们伤心难过。
这是我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在没见过凯琪之前，我就算知道薛建国在国外有了新的妻子和孩子，心里也只会冷血又自私的想，谁让他们选择和薛建国扯上关系呢？既然享受了幸福的时光，那承受东窗事发的痛苦和剧变也是他们应得的。
可真正相处过，了解过，就再也没办法维持这么冷漠残忍的想法了。
那天晚上我守在安娜的床边，看着她一夜没睡。
安娜做好造型，穿戴好礼服，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去学校的毕业舞会，凯琪开车送她去学校，我留在别墅里陪着托尼。
托尼已经在附近的小学上了两个月，他是个有些内向害羞的孩子，在集体生活里产生了许多不适应，但经过最初的磨合期，他也开始习惯了学校。
我现在在名义上还是他的家庭教师，偶尔辅导一下他在学校的作业。
正在我从厨房端了一盘切好的水果，准备端上楼去找托尼的时候，别墅门开了，薛建国回来了，他满身的酒气，摇摇晃晃的脱下外套扔进洗衣间，然后倒在沙发上，似乎是喝醉了。
我没管他，就当没看见，转身想上楼，但薛建国在沙发上念叨着要喝水。
他一开始还是用英文念叨，后来可能是酒精蒙蔽了神经，开始断断续续的用中文喊。
“水，喝水……小晴，帮我倒杯水……”
小的时候，薛建国出轨还没被发现的时候，他就会叫妈妈“小晴”。
一股愤怒的情绪从心里喷涌而出，我端着果盘的手都忍不住颤抖。
他怎么敢？他怎么敢叫妈妈的名字！？
他毁了妈妈的人生，现在喝醉了竟然还敢把妈妈的名字挂在嘴边！？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把果盘放在餐桌上，拿杯子从客厅的鱼缸里舀了一杯水，递到薛建国手边。
薛建国闭着眼睛，拿过来就喝了一口，隐隐觉得味道不对，皱着眉头嘟囔：“怎么有点怪……”
“泡的醒酒茶，”我说：“喝吧。”
薛建国信了，一仰头把杯子里的水都喝了，我在旁边看着。
喝吧，直接呛死他才最好！
没想到，薛建国喝完了鱼缸水，勉强撑起眼皮，叫住我：“安迪。”
我转过身，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他。
“你过来，过来，”薛建国勉强从沙发上坐起身子，眯着眼睛看我：“找你聊聊。”
我走过去，想听听这个人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薛建国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开口问：“你教了托尼四年，现在他能自己去上学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没说话，不觉得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好话。
“你辍学以后学生签证就作废了，现在留在国外算是黑下来的，这样的身份，你去外面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还要时刻担心被查证件，日子不好过吧。”
果然，薛建国开始用一副为我好的语气循循善诱。
“你看，咱们是老乡，你又给托尼当过好几年的老师，我是个念旧情的人，虽然没办法给你提供一份工作，但也不可能看着你饿死。”
薛建国伸手想要触碰我的手腕，被我躲开了，他也没觉得不好意思，继续说：“你的年纪不小了，没有身份回不去国内，干脆就在这边找个靠谱的人结婚，这样身份问题解决了，你也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女人嘛，总是要结婚生子才算圆满，我身边就有几个条件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就需要一个温顺听话能照顾家庭的亚洲女人当老婆……”
“啪嚓”一声，我装作不小心的样子把杯子摔在地上，打断了薛建国的话。
我在心里冷笑，这哪里是要介绍我去相亲，明明就是想把我当作一个礼物送给他那些年纪比他都大的合作伙伴，也亏得他脸皮厚能想出这种办法！
我借口打扫杯子碎片溜了，直到那天晚上凯琪和安娜回来，才提出要搬出去。
凯琪很惊讶：“怎么突然要搬出去？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们已经把你当成家里的一员了，你可以一直留在这里，给托尼辅导功课。拜托了，留下来吧……”
但我要搬出去的态度很坚决，凯琪劝不动，只好同意了，还说她认识几家附近同一个社区的人家要出租房子，可以介绍给我。
安娜则是很兴奋，她一直想要上大学就从家里搬出去，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她一直在旁边帮忙，极力鼓动我和她一起合租。
“安娜，”我停顿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如果有天要你在我和你父亲中间选择一个人活下来，你会怎么选？”
安娜愣住了：“为什么要这么问？你和爸爸有什么矛盾了吗？是不是你们有什么误会，你才这么着急要搬走？”
我看着她脸上的迷茫，她什么都不知道，过去那些恩恩怨怨都和她没有半点关系，薛建国的血不该溅到她身上。
“没有。”
我笑笑，就好像刚才的问题只是随口一问。
“没有误会。”
我搬出了那片富人社区的别墅区，回到当初李姐介绍的地方，房东奶奶看见我回来，抬眼和我打招呼：“回来了。钥匙没换，房间已经打扫干净了。”
我回到原先的房间，除了衣柜以外，还有两个专门的柜子，里面存放着一堆又一堆的硬盘，每个硬盘都有编号，这些都是放在薛建国书房里拍下的监控内容，除此以外，还有我从他的保险柜里拿出来复印了一份的公司账目。
从前当了那么多年的代写，多多少少学会点东西，我去图书馆一边借各种税务相关的书籍，一边研究这本账目。
当初在国内，薛建国就是因为非法集资和偷税漏税成了经济犯，我不相信他到了国外就能变成诚信经营的守法公民。
直觉和理智都告诉我，这本账目有问题。
九月份，我在账目上还没研究出什么名堂，安娜就先开学了，她邀请我陪她参加一场派对，我到了约定地点才知道，那是一场计算机系组织的迎新派对。
我本来想拒绝，但也没想到好的理由，在派对上心惊胆战，生怕哪一点没有处理好，就会暴露我并没有在MIT读过书的真相。
最重要的是，派对进行到一半，还不断地有往届学生应邀加入，不仅有本科毕业生，硕士甚至是博士都有。
有几位是我在科技创新类新闻上见过觉得眼熟的面孔，大都是一些创业成功的精英人士，还有硅谷科技公司的各种高管，头衔一个个拿出来都能闪瞎眼。
安娜很快结交到了同为新生的朋友，她们热切地聊着派对上的人物，我却只埋头对派对上提供的沙拉发起攻势，希望没人注意到我。
“……WR公司最新发布的AI模型把检索模式进行了创新，好多企业都想要引进，甚至把以往在AI领域的领头羊都甩在了后面，从前WR也推出过其他的模型，不温不火。听说是他们几年前收购了一家小公司，用人家的团队做出这样一个大模型……”
安娜和新朋友在聊天，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溜出派对，到卫生间里喘口气，正打算找个借口提前走，就听见卫生间隔间外的洗手池边传来谈话声。
一个卷发大波浪的白人女性在看着镜子补着口红打电话，催促她的朋友赶紧来参加派对。
她的手机开着免提，我从她们的对话里听到一个熟悉的音节。
白人女性称呼她的朋友“chi”，这个音节可以对应中文里的很多姓，也可以对应季。
不管在外面待了多少年，我依然对季瑛的名字十分敏感。
不过很快，我就摇摇头，十年过去了，季瑛大概早就博士毕业回国了，怎么可能随便听到一个姓季的就是她呢？
我洗洗手走出卫生间，把白人女性催促她朋友的声音抛在脑后，正好在这个时候，安娜给我发了信息，拜托我帮她去买包卫生棉条，她临时有突发状况。
大楼门口就有一家便利店，我挑了一个安娜常用的牌子，想着赶紧结完账给她送过去。
收银台的店员嘴里嚼着口香糖，随手一指收银机，我把手机往上面一贴，放在平时，这样就可以直接把钱付过去。
可是这一次我把手机贴上去，并没有听到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店员看我一眼，示意我再试一次，可是依旧不成功。
我打开手机查看，支付功能提示我要重新验证绑定的银行卡信息才能正常使用。
那张该死的银行卡我根本没有带在身上，我也来不及思考手机今天是抽了什么风，安娜还在等着我，我把手机壳打开，抽出一张钞票，幸好我一直有随身带纸币应急的习惯。
店员看见我递过来的百元大钞却犯了难：“我们店里找不开，你没有零钱吗？”
我还真没有。
就在我四处张望，打算买点别的东西凑钱的时候，正好一辆车停在便利店门前，车上下来一个女人，走进便利店在冰柜面前拿了一瓶水。
我想着或许她会有零钱能和我换，径直走上前，礼貌的开口：“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您有零钱吗？我……”
女人转过头的那一刹那，我喉咙一紧，全身仿佛被冻住了一样动弹不得，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下来失去了颜色，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眼里只有面前的这个人。
季瑛，是季瑛。
她依旧清瘦，甚至比在国内的时候更瘦了一些，却并不显得孱弱，正相反，她让人感到锋利又尖锐。
她穿着剪裁得当的白衬衫和挺阔的黑色西装裤，外加一件薄外套，柔顺的长发披在肩头，精致的黑色无框眼镜架在鼻梁上，眼下即使化妆涂了遮瑕也掩盖不住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右耳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了耳洞，带着一枚小小的钻石耳环，全身上下的配饰除了戴在手腕上的智能手表，就只有一只看起来就年代久远的银手镯——我记得那是季瑛的姥姥去世后给她的。
曾经学生时代的青涩与刻意隐藏的局促都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被精英特有的高效简洁所包裹着，让人产生畏惧不敢靠近，同时又会天然的信任。
时间仿佛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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