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将消毒水的气味平等地施加在每个人身上。我被这难闻的气味呛醒。
母亲正满脸愁容地坐在病床旁，父亲站在母亲身后看着窗外，我看不清他的神色。
“小满，你醒了，感觉好点了吗？”母亲破碎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她拨弄着我的碎发。父亲转过身，他脸色有些疲惫，但还是竭力压制着疲倦。
见我不说话，母亲叫来了医生。医生说我是因为淋雨着凉，发起了烧，高烧不退才晕倒了。母亲下班回家后发现倒在客厅的我。
医生让我住院观察三天，没有问题就能出院了。
“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医生问道。
我盯着洁白的天花板，大脑放空，双手捏紧了床单，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
“膝盖痛。”我颤抖的声音打破了病房片刻的和谐。
起初，医生认为是发烧引起的关节疼痛，他在询问病因后，神情严肃起来，他告诉母亲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担心是由原发疾病引起的关节疼痛。
下午，我便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医生排除了肿瘤和恶性疾病的可能，他建议母亲带我去大医院的精神科做个心理检查，他怀疑是某种心理原因引起的关节疼痛。
九月，我在市级人民医院住院部住院。我并不清楚自己得了什么病，那天母亲拿着病情报告单一句话也没有给我说，父亲只是看了我一眼，随即，与母亲回到了卧室。
我透过狭小的缝隙依旧能感受到他们膨胀的情绪，他们不好对一个病人发落，只好找个空间给自己放气。
三天后，我便来到了住院部。
两个月前，母亲还在和父亲讨论我高中是否住校的事，父亲打算买一辆车每天接我上下学，母亲觉得这样比较浪费时间，她觉得住校好，这样我还能多睡一会儿。最后，两人决定让我住校。
我的病房在住院部三楼最里边一间，阳光时不时光临我的病房，我通过观察影子打磨了不少时间，上午影子短，不能清楚地看到树叶影子的形状，下午影子长，我能在影子中找到几对翅膀的影子。透过四角玻璃向外探去，能看到一颗矮小的银杏树的树冠和几颗玉兰树开放的花。
身体像被海水泡得肿胀，我躺在病床上，感受生命的瞬间仅在于用力挣扎的眼皮。世界在我眼中一黑一亮，一关一开，这样，一天就过去了。
我整天和一些药丸打交道，总有一种支撑不起身体的错觉。
我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像是莫名其妙被人抛在这里一样。
和我一个病房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她留着短发，宽大的病服也遮不住她干练的气质。她整日拿着书，很少顾忌周边的事物，我刚来的那几天她没有看我一眼，她只是低着头坐在病床上认真地看着书。唯一能触动她的是窗边的日出。
她每天早晨总是站在窗前等待日出，在我住院之前，我以为病人不能对任何的事物有所期待。她会在窗边站上半个小时，在太阳完全升起来时，她会弯下腰观察日出，最后才坐回病床上。
得病后，我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对生活抱有的希望聊胜无几。母亲隔三差五来医院看望我，她带了几本书和我喜欢的玩偶。母亲和我谈的最多的是那只黑猫，我以前叫它秦小白。
上次回家，我在楼下遇到了秦小白。它长大了许多，但瘦的可怜，头顶少了一撮毛，露出了肉色的皮肤，皮肤上还有没有好全的疤痕。它一见到我便在我脚边翻肚皮，我抚摸着它，手掌在凹凸不平的皮肤上游走，它伸出舌头舔舐我的手指。
我哭了出来。
带它回家吧。母亲在我身后说。
小白是一只活泼的猫，它很乖从不拆家，可惜它遇到了一个沉闷的主人。我整天躺在床上，看着头顶的天花板。余图生家的天花板泛着黄，我在迷离中能看到一片蓝。医院和家中的天花板都是白色，我试图把黄色的天花板想象成白色，这样没有生命的白色会毫无征兆地占据我都脑海，那段没有色彩的记忆也会随之被覆盖。
我的身体无法欺骗我的大脑。当我想通过大脑控制自己身体时，身体会以更惨烈的方式控制大脑。
我会来到陌生的街头，身体会出现红色的挠痕，我会安静地躺在地上……我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过去的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中到底做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
我像是被什么控制了一样，没有思想，没有温度。我不清楚下一次清醒究竟是什么时候。
我在路上遇到的行人，他们冷漠地从我身边路过，他们似乎看不见我，我也摸不着他们。
他们披着一层无形的枷锁，慌忙地与我擦肩而过，我想就算我疯狂叫喊他们也会充耳不闻，因为他们身上有层枷锁，或许枷锁在我脑海中。我反复陷入自我怀疑，不断反问自己。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大人永远不会教育孩子如何应对这件事，社会以一种几乎残暴的手段改变受害者的形象，使加害者变得高尚。
人们永远不肯正视两者的关系，他们不能以受害者的立场去审判加害者，反而以加害者的角度逼迫受害者成为谋害自身的同谋。人们在面对这一事件时集体失语，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证明加害者的“圣洁”，再以极其恶劣的心理去揣度受害者。
性霸权者必须行最大的恶，如果他们是一个优秀的家长、慈祥的老师、善良的邻居，人们会忽视他们的恶，放大他们少有的善。
从来没有一种事件会让集体如此默契地分裂，从来没有一种处境能让受害者如此迅速地否认罪行。从性霸权出现以前，这类情况从未出现。
当受害者处境变得狭隘、边缘，谁又会去追求塔尖上的正义？
当性压迫者追求正义时，总有成千上万的理由让他们再次处于被压迫的境地。世界逼问性压迫者为什么要承受压迫，为什么不奋起反抗……可世界从来不质问性霸权者。
如今我是什么地位，我躺在病床上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住院后，我的思维不便太集中。有时看着书想起了住院时间，看着落叶想起了星空，有时看着美好的朝阳会想该以何种方式离去，偶尔郑欢会不经意潜入我的脑海里。
那是郑欢唯一一次出现在我当时的记忆中。
她递给我一个盒子，让我往楼上走，到了四楼打开盒子后敲响左边的房门。
我走向陌生的楼道，四周阴暗潮湿，像是刚遭遇过暴雨，台阶上长着绿色的青苔，我越往上走，心里就越平静。我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发出悠长阴暗的回响。我双手握着盒子，来到了房门前，照着郑欢说的那样做。
门打开之后，我的双手不受控制地握着匕首向对面刺去，温暖的液体喷洒在我的脸上。看到那人倒地，我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我僵在原地，耳边弥漫着浓雾一般的笑声，它将我笼罩在错愕之中。
郑欢穿着蓝色连衣裙，坐在台阶上放声大笑。
“你……为什么？”
“我在帮你啊！”
我惊恐地看着她和躺在血泊里的人，我被她的笑声缠绕着快要失去了呼吸，我想冲上前制止她的笑声，下一秒，郑欢便消失不见，而我依然被她声音折磨着，我紧闭双眼，捂住耳朵，身体像被什么东西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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