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我回城北，像没了魂一样，不再期待新学期的到来。
像在十字路口迷了路的孩子，不知道要往哪儿去，待在原地等着别人来牵引，可四周却像是有看不见的高墙，把我困在其中。
和第一次落榜的场景一样，我躺在熟悉的床上，还是郁郁寡欢，少有胃口。累了还是出去走走，还是那条路，还会遇到熟悉的人。
“哟，状元回家了。”
“省城就是不一样，阿安结实多了。”
“阿安你给我们讲讲省城什么个样子呗。”
一路上吵闹地走过，我其实就想散散心，回答不上那些问题，转身回家继续躺着去。这时，阿娘还是悄悄地站在我房门边，见我缓过神来，便又溜了地进来，还是摇了摇我的肩膀，说：“起来吃饭吧。”
我转身看着她，瘦黄的脸上满是央求的神情，她两鬓斑白，双眸在饱经风霜的脸上深陷了进去,没了光泽,看着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她竟老成这般模样？说完拍打着胸口，就一个劲的咳嗽，停不下来。
我看她那模样，立马起身要走进厨房拿碗筷，说：“咱俩一起吃。”
见我起身，她还是笑了，把我拦着：“我去拿，你坐着。”
她没问我为什么惆怅，因为她知道伤心的事不能问，问就等于去揭对方伤疤。只要能看到我起来吃饭，她就很高兴。和几年前一样，她马上跑出去端粥进来，还是忘了拿筷子，还是忘了拿小菜，又是这么一趟一趟地来回折腾。
只是那一趟出去，她就再也没回来了。
她重重摔倒在地上，盘子还紧抱在怀中，小菜洒满一地，她躺在地上大口吐着鲜血，我急忙跑去石头厂里借三轮车送她去医院。我踩得很急，一路颠簸，穿过那熟悉的黄泥地，又留下了几道车胎印，又是在夏天，又是去城北医院的路上。
她躺在后面车斗里，我隐约听到她在后面吃力地喊疼。
到医院后，阿娘马上被推进重症病房里，我透过玻璃看着她在里面艰难地呼吸着。我在病房门前着急地等着，工头过没多久也来看望阿娘，问我情况如何了。
“怎么会那么严重？”
“她天天咳，老说餐馆里油烟呛到了。”
“怎么还去餐馆？”
“去很久了，她说厂里活少。”
“怎么会活少？你娘天天那忙里忙外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想着那会再好好劝她就好了。
“她没去洗肺吗？”
“什么洗肺？”
“就一笔防尘肺的钱，固定的。”
“我不知道，她就说有奖金。”
工头也沉默了，他没有回答我问题，只是手放我肩膀上，说句：“你娘啊，太苦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叹口气，放下手中的水果，骑着我来时的三轮车，就回去了。
我想起了那年给阿嬷颁奖牌的人也是这样手放在阿爸的肩膀上，觉得这个动作很不吉利，下意识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又想起工头问的那些问题，像是一把把利剑插进我的胸口，让我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我没想到她的病，已经重到如此地步。
我等到夜半，等到病房门口的“抢救中”灯灭了下来。
医生冲我走来，他也摇了摇头，手伸我肩膀上，刚要放下……我猜到些什么，有点崩溃，冲医生嚷着：“你他娘的别碰我肩膀。”
他没有计较我的无礼，只是手缩了回去摘下口罩，他没有表情地说：“节哀顺变。”然后就走了。我意识到自己反应有点过激，很后悔，看到医生远走的背影，我瞬间慌了，跑过去跪下来抱着他的腿，声嘶力竭地：“对不起我不是冲您，医生，您再救救她，我求您了，再救救她，她是我娘。”
医生停了下来，拉开我的手，走了，他没有说话，冷漠得像是我杀害阿娘的帮凶。
我走进病床，依偎在她身边，轻轻摇晃着：“得回家了，你醒醒，好吗？”
她静静地躺着，不吱声。我摇不醒她，也不吱声了，就静静地陪着她，心想自己上的这十年学竟然是她用命换来的，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只想背着她回家去。
忘了出医院时是几点，就记得那晚很冷。夜里风很急，月光不肯借一些给我们，我眼睛有点肿，路很暗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就慢慢地、慢慢地走了回家。我怕她滑下去，把她双手架在胸前，紧握着，问她：“你的手怎么会那么凉？”
工头说得对，她太苦了，我想天公爷就是看她太苦了，不忍她还留在世上，早早让她去上面享福了。只是想不到那句“起来吃饭”，竟是她最后的话别。我多希望她能久病床前，躺在那让我照顾她，直到我厌烦，不孝了，就能心安地接受她的离开。
可是她连要走了，都还惦记着要我好好吃饭。
活到最后，她也成了一张黑白画。
娘这辈子没享过福，人在世时没享过，死了更不能受窝囊。我给她打了口棺材，放宗祠里给她守了七天灵。头七的时候给她入了土，还得把她在世时的贴身物品都烧了，投胎前好有个念想。
我走进房间收拾着阿娘的遗物。
她没有什么遗物，只有几件打满补丁的麻布衣裤，和一些铜制的首饰，都是些不值钱的。我接着翻，看到床底边角上留着一沓我上学时候留给她的书本，被油纸精心包裹着，却布满了灰尘，像是从来没翻过的样子。
她是如此的好学，可是这辈子却未曾有过学习的机会。
我带着她的衣服和那些书本，来到龙眼树下，一起都烧了给她，还有那张她最引以为傲的录取通知书，这些都是她的，只是被我偷过来了。
她是无所不能的，辛勤一生，让我这位在城北本不该识字的儿子上了大学；她也是一无所能的，穷极一生，都没能有机会上过学、享过福。
做完阿娘的“功德”，他们算是都能投胎去了。起初那几天，我常会去龙眼树那看看他们。我走在田间的道路上，远方传来一个声音：“阿安，今儿怎么就你在逛，你阿娘呢？”
“什么我阿娘？”我对着远处喊去。
“她不是都躲你在后面远远地藏起来吗？你娘可真逗，她这次又藏哪里去了？”那人话刚说完，就被边上一妇人用力拍打了几下，打完，他们就安静了下来。
我恍如隔世，才明白原来那会儿她那“什么都知道”是这样来的！我羞愧的转过身去想看看她是不是又躲在我身后，就想告诉她，以后别为我操心了。
是啊她永远不会再为我操心了，也不会出现在这条黄泥地上，更不会在后面偷偷跟着我。
后面十多年里，我脑海里常浮现出一个这样画面：一位失意的儿子在前面垂头丧气地走，一位着急的母亲在后面鬼鬼祟祟地跟，她顺着儿子踩过的脚印，步履蹒跚，像是窃贼，不敢声张，默默在后面操心着儿子的一切。
大学最后那两年，我都没回家了，我不想在城北待着，怕会想起她。
他们还在的话，城北才叫家，不在了，家就没了。我讨厌城北的一切，城北的黄泥地、城北的农田、城北的龙眼树……，只要和城北有关的，我都很讨厌。
我也不喜欢在学校里待着，怕会想起她。
出校门的次数屈指可数，坐不住的时候就在寝室楼前走走。有几次，身边会有一对小情侣经过，他们相互依偎、如胶似漆，女生侃侃而谈、男生窃窃私语；有几次，我都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喊我的名字，或是在操场、或是在食堂、或是在教室；有几次，我坐在报亭里看着眼前整齐又悠长的队伍，不禁站起来向队伍后面望去，激动地看到她好像又混在其中。
当然，只是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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