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习远死了，在第42号楼，我第三天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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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十号一早，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你好，是安承汶先生吗？”
对方的语气平和而疏离，语气略有些急切，我以为是有关于公司上的事，便从床上坐起，将放在床头柜上的笔记本电脑放到膝盖上。昨晚直接在卧室加班，电脑也就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我是，有事请说。”
将手机扬声器打开，放在被子上，双手在键盘上即将输入密码时，那边说话了。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因为您的丈夫自杀了——虽然你们提出了离婚申请，但从法律层面来说，你们现在仍处在离婚冷静期，仍是有婚姻关系的。所以您需要来公安局接受……“
“什么？”
我的手悬停在键盘上，空空荡荡的卧室来回回荡着手机听筒里的声音，嘶哑的电流声夹杂在其中，那头的男人用尽量耐心的语气说：“您的丈夫，汪某远，自杀了。你需要来公安局走一趟程序。”
“……”
墙上的挂钟秒针“滴答滴答”地走着，像我虚弱的心跳声。
房间里怎么会这么安静？
汪习远死了？
这是诈骗电话吧，我二话不说便摁了挂断。
挂完电话后，我盯了手机黑掉的屏幕十来分钟，往床头靠背上一倒，抬手抹了把脸，心想果然是诈骗。
汪习远怎么会死？他要和我离婚，好，我成全他，他高兴死还说得过去。自杀……谁自杀他都不可能自杀。
而且我并没有想放走他，他要离婚，我知道他是想要自由。我的确给了他短暂的自在，可是我舍不得把他放开。等到离婚三十天一到，我会主动回去找他，和他分开的第二十四天我本来已经计划开始追他了，但那天……那天我撞见了他和一个男的勾肩搭背地谈论他的过往。
他的过往有什么好袒露的？我气不过。
去洗了个澡，收拾好自己后去一楼餐厅吃早饭，然后准备去公司。刚拉开餐桌前的实木凳子，门口的门铃便着急忙慌地一串响，还在厨房收拾餐具的阿姨做事要赶去开门，我拦下她：“你去忙吧。”
“诶。”阿姨答应道。
门一打开，乌泱泱的一群人在家门口围成一圈，其中为首的那个男人抬手，手心里展开一个蓝色的小本子：“警察。安承汶，我们需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
和阿姨交代了几句，让她放宽心。
在警车上我给助理打了电话交代工作事项，挂断电话后，我浑浑噩噩地放下手机。周围有两个警察盯着窗外，面前有个隔离栏将我和驾驶位隔开。
这些不可能是假的。
“汪习远真的死了么？”我的眼睛望向虚空，没有感情的问。
旁边的警察一脸司空见管道的说：“是的。”
“方便问一下，”我努力调整说话的声调，可越是想平复，声音就越难听，“他是什么时候……自杀的？”
“这个回局里说吧。”
……
公安局的接待办公室，大大小小的光圈从头顶倾斜而下，晃得我眼睛疼。
“是这样的，”长桌对面的两位警署一个拿着笔记录，另一位字正腔圆道，“安先生不用紧张，我们只是问一些很基础性的问题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您只需要如实回答便好。”
我木然的点头。
“七月二十九日七点二十五分，我们接到某位市民的报警，说是城东大道第11街第42号楼7层03户里有腐烂气味。警察到场，发现浴室里尸体，经现场法医查验，推测死亡时间为两天前，死者腕上有五条长达8cm的豁口，是为自杀。DNA检验出是汪习远。以上……“
7月29，两天前。
五条豁口。
割腕……自杀。
这一个个关键词拼凑出来的“汪习远”，和我的、我爱的汪习远完全不同。他，他那么乐观，笑起来总没心没肺的，怎么会这样。
警察看向我，平静地问：“以上情况，你是否知情？”
他这一闻，如同被一根针扎在我的心头肉上，刺得浑身都难受。
“否。”
否……否。
我甚至都不敢相信他死了。
“你和他在一起时有发现他有什么异样吗？”
“没有。”
“你知道汪习远患有抑郁吗？”
“……知道。”
我失魂落魄地回答着。我以为他的病好了，我以为他好了我才同意离婚的。我只是想让我们冷静一下——因为在离婚前他和我大吵了一架，原因是离婚前两天，那天下午我好不容易空出时间准备陪陪他。但他说他下午要出去，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不要我管。是，我当然管不着他。他语气不好，我也被工作烦得理智殆尽，吵架时他摔了一个果盘，玻璃碎渣溅到了我的腿上，他赤红着眼睛说：“你变了。”
说完他就走了，走之前还从包里把我给他的卡放在了鞋柜上。
最后，我们心照不宣地冷静——冷静。变成了他冷冷的走了，只有我静静地等着。
对面的警察低头看了眼手中的报告单，说：“据调查，你7月26日早上见到过他一次——那是你们之间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你们之间有什么交流吗？”
“有。”
警察皱了皱眉：“你们说了什么？”
我们说了什么……我楞坐着，回想：我对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对我的汪习远说：
“你就是这么作践自己的么？”
乖乖。算我求你了，我当时想求你回来，你可以不那么爱我，我可以接受你不喜欢我，我会一直爱你可是——可是我在那一瞬间说不出来这些。
我三十六岁生日宴会上也好，我当时以为你不会来了，可是你一来，我觉得我这场近乎是商业应酬的宴会突然就变成了过生日。
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是你最喜欢的乐高积木，你给我拼了一个家。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就像一位溺水者在水下无力地呼救。
“请回答。”民警犀利的目光扫向我，“安承汶。”
我动了动唇，喉咙生疼：“我对他说，‘你喝这么多，不难受么？’”
我撒谎了，撒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慌。我难受，我看到当时的你颓丧成那样，衣冠不整，面色樵黄，我比你更难受。
可这都不及你死亡所带来的痛楚的十万分之一。
我却连陈述事实的勇气都已经失去。
“你知道他有胃癌吗？”
“什么癌？”我错愕地站了起来。
“你别太激动，”他站起来一把摁住了我的肩膀，“坐下吧。汪习远得了胃癌，你是否知情。”
癌，汪习远得了胃癌。他死了我才知道。
“我不知道……”嗓子又哑又疼。
怎么没告诉我啊，乖乖，你该告诉我的，我陪你看病，我陪你治病，治不好我陪你殉情。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就不要我了。
警察问的每个问题都像是钝刀划过我的脖子，痛觉并不会随血液的流逝而淡化，它只会越来越深刻，深入到骨髓里。
那位做笔录的警察合上笔记本，如释重负地拍拍我的肩：“好了，安先生，感谢您的配合，也请节哀。”
接待室的灯光变成灰色，我弯下腰，将脸埋到掌心，用力搓了几下。
“笃笃笃。”
玻璃门被敲响，我闻声抬头看向门口。
“我是现场法医，”女人拿了张纸递过来，怀里还抱着一个素白的盒子，“安先生可以看一下尸检报告。”
尸检报告上写明了那人有胃癌，口腔中还有未消化掉的糖，还有发现他尸体时，他已经在浴缸里成了散发着恶臭的“巨人观”。
女法医将怀中的盒子双手递给我：“这是死者的骨灰，骨灰盒是死者留在703室的，并且留下字条要将骨灰安置在其中。”
我结果那枚白桦木骨灰盒，道：“谢谢……”
“不客气，您节哀顺变。”
他好轻、好轻。
回程路上我抱着他，他很冷，我不由得收紧手臂，抱紧他，想捂热他。
让助理把这三天的工作都推掉，我得花时间给汪习远处理好后事。
第一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这是我自我拿回家产后喝酒喝得最多的一次，喝到吐，喝吐后阿姨送来醒酒汤，待到隐隐约约有些酒醒过来的迹象时，又开始喝。
平时汪习远会管我，他不许我和太多酒，他说：“喝醉了难受死你，喝个半醉你就得gan死我。”
我故作无所事事道：“喝不出病就行。”
他说我真的病了就知道了。
“我病了不还有你么。”
我喝了那么多，胃没有什么大毛病，可是乖乖，为什么你会病呢。我醉醺醺的想，手指在白色的骨灰盒上轻轻滑动，就像是触碰他的皮肤一样。
为什么要自杀。
我都在想办法追回你了。汪习远，别赌气，你回来，我跪着向你认错。
“我错了……乖乖，别不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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