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脏算是彻底坏掉了。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预料之中的剧痛，我的身体照常运转，发烧也只三天就退了。这件事没有占用我多少思绪，偶尔在做题途中伸懒腰的间隙里，我会突然想到“哇哦，我真的跟楚易绝交了诶”。
说着绝交，我和楚易依然在父母面前表演着好朋友的样子，法定假该蹭还得蹭，他爸妈加班时照常来我家过夜，但我们之间已是无话可说。
所有为了表演而说出口的声音都只是音节的堆积，无法称之为“对话”，与建筑垃圾别无二致。
处理和楚易的关系比杀人收尸还难。
我还是得去商场底下的快餐店等楚易下钢琴课，薯条的油渍把纸质不堪的试卷晕得看不清字，他坐我旁边，四五口就吃完一个汉堡，我用自行车把他载回去。
如果在我家过夜刚好遇上周末，我们照常在客厅看一档凌晨一点半播出的真人秀，楚易在右边扶手上睡觉，我在左边看书，上班一样熬时间。
说到底，这样界限模糊的“绝交”真的能被称之为绝交吗？
班主任为了年终奖金，在我身上用足了心血，能报的竞赛全都带着我报了一圈，这些小小的疑惑在产生的瞬间都被我抛之脑后，需要离家的竞赛集训更是把我的时间吸得一滴不剩。
第一次去集训的时候，我爸妈准备了四个行李箱的生活用品，还装了一书包的水果，泪眼汪汪地送我到客车站，第二次去集训的那天，他们站在玄关撂下一句“就不送了哈”，留我一人在门外凌乱。
集训的时间有长有短，从三天到两周不等，好的时候会有专门的基地，基础设施应有尽有，甚至还有电影院，一般用来投屏看课件，差的时候要自费住酒店，打开掉了漆的衣柜就有蟑螂跑出来。
无论环境好坏，我要做的事情都没什么区别。
眼睛都还没睁开就是一组组循环的模拟竞赛和专项强化；中午百米冲刺到食堂，为了多一分钟的午睡所以只吃汤饭；好不容易到晚上，又是永无止境地单人辅导；晚上睡到一半听到同室选手在哗啦啦地翻卷子，吓得爬起来又刷了半套题。
我买了把剪刀，花五分钟把长发剪成狗啃一样的短发，就为了节约一点点洗头的时间。看着镜子里丑得很好笑的我自己，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
半夜下楼买糖水补充能量的空闲，看到我妈十多个小时发消息问我的自行车锁密码是多少，楚易要骑去练琴，我回她“我生日加他生日，一共六位”。
一想起他我就头疼，干脆不想了。
比得多了就不难发现，常参赛的来来回回都是一批人，集训到最后一天大家都灰头土脸的，心照不宣地从没办过庆功宴，每次解散的时候嘴上说着再也不来，下次集训大巴车的门一打开，走下来的还都是熟人。
起初我以为有共同话题就能交到朋友，打了几次招呼我才绝望地意识到，没人是来这里交朋友的，说大家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为过。
连续考了几次金牌后，被孤立出经验的我发现我又被孤立了。
有话想说的时候没有了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买了几个本子，开始写日记。空白的格子纸从第一笔开始就要我坦诚所有真心，我耻于表达，没法把心思变成文字，写了第一天的日期便作罢。
就这么比了半年多，我总算是熬出胃溃疡。生活指导老师好心开车送我去医院，帮我挂号缴费，医生说挂完点滴回家吃药就行，老师松了口气，让我好好挂针，等中午来接我。
独自待在医院的不安让我鬼使神差地摁了紧急联络，药水挂到一半，穿着校服的楚易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诊大厅。
彼时我正痛得趴在椅子上扭成一团，楚易抢过药袋子，把一大堆药配好直接灌我嘴里，我囫囵吞下，心理作用即刻生效，顿时感觉好多了。
出了医院，我两打同一把遮阳伞往公交车站走。高中一年来楚易长高很多，伞在我两头顶已经持平了，伞外的空气被高温蒸得摇晃起来，楚易买了两个冰淇淋，不顾医嘱地分了我一根，我接过一看，是我最不喜欢的草莓味。
以前我或许还有心力和他吵架，现在连这点话也都懒得说了，我实在没有那么多脑部算力花在他身上，我把冰淇淋塞进嘴里，果然很难吃。
“你跟我道歉吧。”我艰难地开口。
实话说，确实是我误会了楚易在先，但再怎么说这事也有点太冒犯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窝囊气，难道我忍了十几年，连一次意气用事都不行吗？就不能是他楚易先低头来讨好我吗？
他要是能来跟我道歉——哪怕只是给个台阶，我就大人有大量地原谅他。我过于乐观地想。
“我想和你说话，”楚易久久没有回答，胃痛连带着头痛，我开始想哭了，但眼眶酸涩难耐，怎么都哭不出来，“求求你了，你跟我道歉。”
“凭什么？”楚易生硬而简短地回答，“你跟我道歉才对！”
我想起那些算不出来的历届难题，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几度欲言又止，直到我陪着他在汽车站等了半个小时再目送他离开，我们什么都没说。
在这场演出累积成精神压力之前，我所有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先一步迎来了物理上的分道扬镳——高二第一学期末，我提前被少年班录取，方向是智能材料，可以直接去读大学了。
那个假期里，我爸妈恨不得把我挂在裤腰带上，随时随地大小卖弄，带我回老家又是流水席又是去烧香，谁听完都直呼“祖坟冒青烟”。
话题无法控制地转到“楚易从小就比不过季然”上去，那些尖酸刻薄的风凉话连我听了都开始坐立不安，楚易面无表情地听着，就像他一直以来的那样。
某个对视的瞬间，流露出的只有沉积多年的嫉恨，他对我连表演用的祝福话都不愿说。
如果要坚持立场，就只能让感情受到伤害。我知道楚易讨厌我，他从小就讨厌我，我们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矛盾，只是靠环境外力硬撑着面子工程。
他仇视我，讥讽我，置我的自尊心于不顾，无论我如何对他好，在他嘴里都是错。
繁杂的准备工作再次把小小的烦恼从脑子里挤了出去，光是群聊就加了二十多个，我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终于办完所有事先准备后，楚易的眼神里已经连恶意都不剩下了。
我宁肯他恨我，唯独不要什么感情都没有，我总想着“找个机会好好谈谈”，机会始终没有到来，我偶尔也庆幸，至少我可以安慰自己“没有找到时机”，而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高铁站广播念着我要坐的车次开始检票，我满怀不舍地和爸妈再三告别，他两倒是显得风平浪静，甚至有说有笑。
总算是意识到我要离家千里的我突然鼻子一酸，趴在他两怀里哇哇地哭了，他两做势要给我录像，我立刻连眼泪鼻涕都来不及擦，赶忙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进了检票口。
少年班一共九个人，其中七个都是Alpha，一个刚上初中就被破格录取的极劣型Omega，以及我一个Beta。
比起处理没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更愿意去建模跑数据，我们九个分别孤立了其他八个人，大家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这样过程全错结果全对的默契下，班级关系维持着微妙但稳定的和谐。
作为占人口总数99%的大多数，曾经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疑惑为什么Alpha和Omega这两种光会添麻烦的性别能够得到优待，剩下小部分时间我在为他们添的麻烦而急头白脸地救场。
永远凑不齐的小组成员，总有人在休法定假，事先说好了我查资料她做PPT，等我按时整好了资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发情期到了所以什么都做不了”，我一个人通宵三天大包大揽，结果居然还要跟她拿一样的分数，简直毫无天理。
在厕所第若干次遇到狗血的发情期紊乱事件，我已经熟练掌握了报告辅导员的话术。
第若干次遇到信息素失控导致的强制驱散，肩负着驱散人群和锁门的职责，我一边机械地大喊“大家有序撤离，请大家有序撤离”，一边思考他们到底是考中的，总不能是走后门吧。
这样自以为是的想法持续到预科第一学年的期中考，我拿着成绩单，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是倒数第三，我满地找不到地缝，于是无处躲藏。
“作为Beta，你足够聪明了。”老师却说。
考了第一的Alpha是我出生以来见过留长发最漂亮的男的，他拿奖学金请我们吃夜宵，提着外卖袋子趾高气昂地从我面前走过，从小一直都是别人家小孩的我终于第一次理解什么叫“气得龇牙咧嘴”。
大家都是我的敌人，我要把他们都做掉——我知道他们对我没有敌意，我是擅自这么想的。
连我最自豪的百米短跑都不能当第一，简直不像话。
我不想拿第二性别说事，但他们似乎就是与生俱来比我更聪明，为了不承认这样的事情，比起高中，我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与心血。
我又一次剪掉了刚长出一截的头发，不再去听我听不懂的音乐会，无心关怀树上的叶子是什么颜色，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色，我就已经坐在图书馆外的台阶上看书，死乞白赖地缠着老师带我进实验室，把每天分割成无数个细小的单元，榨干所有精力，只是埋头穿梭于教室和食堂之间。
我过着没有假期的生活，大假小假全年无休，第一年就倒逼我爸妈来我这边过春节，后来说什么都不愿意再来了。
鉴于我一直都不回家，楚易被迫替我在家当孝子，每年两三次，发几张过节聚会的照片给我，一个多余的字眼都没有。
除夕的夜晚楚易会被迫打电话来，通话时长一秒一秒地增长，我们却找不到开场白，直到从话筒传来烟花的声音，才草草说句“新年快乐”就挂断了事。
“谁啊？”那个极劣型看我在发消息，问我。
“老家的朋友。”我心虚地说。
“你还有朋友？”他嘲笑我。
楚易是我的朋友吗？我不敢说，我怕他否定，我不想承认连我们的“友情”也都只是理想情况下创造不可能的超材料，最后发现自己只是在造梦，更不想承认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想和好。
那个时候我仇视一切，心理崩溃往往比材料破碎先到来，自我怀疑如同巨石般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只得用尼古丁和稀释乙醇来安抚自己的焦虑与烦躁，我深知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这是权宜之计。
我总期待明日将会有所不同，但只是不断重复今日的苦闷，用空的笔芯装满一盒又一盒，两年预科的最后一场考试，我仍然是倒数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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