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橘灯发出温黄的光，烤着小男孩稚嫩的脸庞。男孩倚在母亲怀里，将双手伸向暖灯，发出的光热驱散寒意。
“妈妈为什么要给我们起名叫“年”啊？“年”不是一种怪物吗？”
““年”不是怪物，年是一家团聚、普天同庆的好日子，是最幸福的一天。”
“那哥哥过年时会回来吗？”
“会啊，到时他还会给我们带土特产呢。”
他的哥哥回来了，但不是在过年。他没有笑着与他们相拥，更没有带土特产，他是被装在大玻璃箱中抬回来的。
他的哥哥李安年考上了川大，他的母亲还没来得及欣喜，却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
李安年在开学的第一个月自s了，就死在学校宿舍里，安眠药撒了满床。
从那以后，那个慈祥的母亲不知所踪，好似变了个人，异常暴怒。
有时她突然发疯，将桌上的东西摔在地上，或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着李兴年拳脚相加。
她时常让李兴年跪在安年的遗像前，拿扫帚棍抽在他身上，边打边喊着：“现在不吃你妈的打，以后怎么吃得起社会的毒打！”
即使被这般对待，李兴年却始终不恨她。
他知道她还是他们的母亲，她的爱矢志不渝，只是用错了方式。
她不知该如何爱他们。她曾经的温柔害死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她真的怕了，于是选择背道而驰。
失去长子使这个本就贫困的家雪上加霜。
吃低保，捡废品，辗转于各个工厂间，母亲几乎干遍了所有的活儿。
兴年在学校里每天领着补助给贫困生的鸡蛋和牛奶。可他想要的不是这些，他想要的是真真正正可以拿出去花的钱。
从学校得来的营养餐，他从不吃一口，而是将其攒下来，卖出去换钱。
为了补贴家用，他牺牲玩耍的时间去餐厅打工，给人端盘，洗碗，擦桌，扫地。
永远记得那天，学校组织贫困生募捐大会，他被要求上台发言，诉说家庭的悲惨处境。
不知谁喊了一句：“ 这都什么年头了，怎么县城里也有低保户啊？我还以为他们都在穷山沟里呢！”
此言一出，顿时，台下一片唏嘘。
各色的目光汇聚于他一人，自尊心碎了满地。
他这才明白，原来，贫穷才是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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