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最近是人们口中谈论的最多的，自从上映到各个单位礼堂和工人俱乐部便以一种迅速的姿态传到了各个百姓的嘴里。
“啥？你们要干嘛？疯求了？！”唐军的声音都变了调。
“那个，唐老师，您要保密！”江寻小声开口。
“娃娃！这不行啊，这个你要是被发现，你就完了啊！”
“我们...”江寻也知道，要是被发现就全完了，别说工作了，命都有可能不保。
“唉，算了算了，老子就陪你们疯一次。”唐军抽了口烟，把烟屁股扔到脚下碾了碾。
她们拍的新片子叫《偏》，讲的是五六十年代一个文艺工作者饱受偏见，又一辈子追寻‘理想主义’没结婚没生孩子的处境，剧本都写完了，主角也定好了，其他的江寻可以自己来，现在就是没有设备，沈阅想了几天最终还是咬咬牙和江怀书开了口。
“那个，师父...”沈阅支支吾吾的。
高怀书挑了挑眉，自己学生什么样他最清楚，这样指定又是有事：“什么事，说吧。”
“我...”沈阅不知道怎么开口。
“嗯？”
“师父，我...我想借一下厂子里的摄像机...”沈阅声音低低的。
“你借去干嘛？”
“我...我和江寻在拍电影...”沈阅声音越说越小。
“啥？”高怀书没反应过来。
“在拍地下电影。”沈阅抬头看了看高怀书。
高怀书没说话，眼睛瞪得老大，嘴半张着，半晌才起身拍了一下沈阅胳膊。
“你是不是疯了！”高怀书的声音前所未有的严肃。
沈阅没敢说话。
“说话！你知不知道要是被发现了...”后面的话高导没说，一屁股坐回椅子，叹了口气：“你们一个两个的，怎么都这么不省心...”
江寻恰好从门外进来，看到这一幕赶忙走上前：“高..高导，沈阅她是因为我...”
高怀书摆了摆手示意她们别说了，把眼镜摘下揉着眉心：“你们让我想想。”
她们两个被高怀书‘扔’了出来，高怀书没同意，想想也正常，要是被发现了别说他们要丢工作，电影厂也别干了。
“现在怎么办，还拍不拍？”沈阅问江寻。
“拍，我试试和学校借吧...实在不行就拍成照片，再穿起来，我们拍静态电影。”
沈阅载着江寻，两人在风里讨论着。
推开门，冷冷清清的，刘妙这两天住在厂子，纺织厂的那个片子马上要送审了，忙的没时间回家。
把脚跺了跺，走到炉子边点着火，铲了一铲子煤灰，屋子终于热乎一点。
‘扣扣’门被敲响了，推开门没看到人，往远看只有一个军大衣的背影，扫了一圈，一个饭盒在地上躺着。
“谁啊？”沈阅问。
“不知道，就看到一个穿着军大衣的，门口只有这个饭盒。”江寻举了举手里的东西。
“我看看。”沈阅走过去，饭盒里装着半碗白花花的饺子，饺子上面放着一张纸条“后日，三号仓库东北角，速借速还。”
“这是？”江寻没看懂。
沈阅笑了几声：“我们有设备了！！”
三天后，夜。
厂子里有巡逻，两人等巡逻的回到屋子，翻墙潜到三号仓库，江寻在外面‘放风’，沈阅拿钥匙打卡仓库的门，空气里是一股铁锈机油和灰尘的混合味道，呛得沈阅不自觉咳嗽了一声，赶忙捂住嘴。
扫视一圈，拿手电筒打着，东北角是一堆杂物，还堆着一个道具假人，吓的沈阅后退几步，发现是假人才又走过去，杂物后面有一坨帆布，看起来这里什么都没有，‘不应该啊’沈阅想着，搬开假人，掀起帆布——下面是一个铁质的盖子，挪开，下面是一个地窖，她轻手轻脚的爬下去，很冷，冻住了一个时代的技艺和记忆，这个地方像是高导自己挖出来的，很小，借着手电筒的光看到墙角放着东西，鼓鼓囊囊被帆布盖着。
最显眼的是一台德国阿里弗莱克斯35毫米旧摄像机，旁边是一台‘上海’120胶片相机，几个木质三脚架和几盒早就停产,盒身斑驳的进口胶片。
倒吸了一口气，看向周围，墙角堆着一些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海报和手写场记本甚至有一些泛黄的《电影技术》手抄本。
机器旁边的红色本子上放了一张纸条‘七日后还，本子带走，自留，慎！！！！（标红画圈。）’
拿着东西出来，蹑手蹑脚把地窖复原，走到门口冲江寻点了点头，唐军早就等在外面了，里应外合，也算是有惊无险的把东西拿出去了。
三人偷偷摸摸的一起去了合租房，打开灯，可算能好好看看这两台机器。
那台进口机器不大，锈迹斑斑的，黑色的身体，顶着一个大大的‘脑袋’，上面隐约可见一片片血迹。海鸥保存的还算新，小小的，被一个牛皮盒子包了起来。
“我靠，高怀书真是个疯子。”唐军很震惊，随即眼里有一些动容，拍了拍沈阅的肩：“我和老高认识二十年了，小沈啊，他是把你当亲闺女了啊。”
“师父他...我一定会拍好的。”
江寻在看沈阅拿回来的本子，本子已经发脆了，封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她翻看着，掉出来一张照片，唐军捡了起来，上面是四个人，年轻的唐军和高怀书搭着肩，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打着领带，后面是一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男人，很高，是外国人，双手搭着高怀书的肩，几人笑得开怀，唐军摩挲着照片，嘴角咧了咧。
“这是...我师父和您？”沈阅凑近好奇的问。
“嗯”唐军点了点头。
摄像机的血迹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北风，在硝烟里，这台相机的眼睛见识了太多想家而无法回家的儿子与失去丈夫的妻子，高怀书的老师是一名俄国的战地记者，在四十年代初期，这台相机跟着它的主人——亚历山大·彼得洛夫来到了北平，它见到了一个中国男孩，很有意思，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被一条狗追的上蹿下跳，身上破破烂烂的，它的主人跟着这个男孩一路拍，看到了这样一幕——冬天穿着单衣的男孩，摸着敌军被烧焦的尸体，摸出来一块压缩饼干，他蹦蹦跳跳的拿回一个巷子，不知怎么呆在哪，没往前走。
他走上前，也呆住了，一地的红白...那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脸，肠子被挑破了，有一个未成形的婴儿尸体流了出来，男孩颤抖着，手里的饼干被死死攥着，男孩压抑着低低叫了一声：“娘...”把饼干放到了女人旁边，脱下自己身上唯一一件汗衫，赤着膊，给女人盖上了眼睛。
“同志，你...和我，我能给你吃的。你，母亲，我会放到土里。”他用着蹩脚的汉语，表达着自己的友好。
“你是谁？”小孩像一匹小狼，看到陌生人呲着牙。
他没说话，放下摄影机，抱起地上的女人，没管身上的血迹，小孩呲着牙，揪着他，他没理，快步走到一个土坡边：“我知道，你们...入土为安，挖。”两人七手八脚的将女人埋了起来，回去拿上摄影机，摄影机又被沾上一片了血。
“你，名字。”
“高怀书”
少年的高怀书认识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带着他走过枪林弹雨，走过他的整个少年时期。
1955年，他们用这台机器拍下了这张照片，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
六十年代，某一天清晨，他把高怀书叫到了身边：“娃得洛夫，我的儿子，我知道我要去了，这个你拿好。”他摩挲着相机，双手递给了高怀书。
沉默，长久的沉默。
“彼得洛夫！不要这样！”高怀书有些发抖，他知道自己的这位‘父亲’要干什么，这是第一次他这么叫他。
笑了笑，从兜子拿出来一个红本给了他：“瓦洛佳，好好生活，记住我的话，最后和你说一次‘同情是廉价的，尊重才是高级的，做艺术，要记录，不要批评’”说完他推着轮椅走远了，留下了高怀书一个人。
“后来，我们接到了彼得洛夫的死讯，说是意外失火烧死的...唉”唐军叹了口气。
江寻和沈阅沉默了，这台机器上的血，是西伯利亚的人民的，是高怀书母亲的，也是千千万万以前和以后殉道者的。
“我去改剧本。”沈阅开口，心里那堵只写着‘生存’二字的墙，被那抹西伯利亚的风，‘轰’地一声，撞开了一道缝。光透进来，照见的全是‘活着’以外的词语——尊严、记录、凝视、以及比生命更长的……遗忘。
唐军走了，他们两个改了一晚上剧本，透过摇曳的烛火，她们看到了文化创作者一脉相承的执着与殉道情节，或许千千万万的彼得洛夫的桌子上，都曾摇曳着这一抹跳动的心火。
剧本改完了，从个人与时代的思考中又抽出了一个题目——一个人如何用一生的孤独凝视，去对抗整个时代的遗忘与暴力，她塑造了一个苦苦挣扎在个人精神世界的求道者，一个痴痴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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