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的滚轮碾过桃园机场光洁的地砖,发出规律的轻响。林晚星停下脚步,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摩挲着那张褪色的老照片——照片里是个穿着长衫的年轻男人,站在一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下,眉眼间带着几分局促,却又藏着对未来的憧憬。
那是她的爷爷,林德树。
“晚星,到了就跟家里报个平安。”微信里弹出母亲的消息,带着惯常的絮叨。晚星回了个“好”,抬头望了望机场外的天空,蓝得有些刺眼,和她从小长大的南京截然不同。
她是来替爷爷寻根的。
这个念头在她心里盘桓了十几年。爷爷在世时,总爱在藤椅上坐着,望着窗外发呆,嘴里偶尔会蹦出几个模糊的词:“香樟”“沈家小姐”“南京”。他记性不好,是年轻时在战乱中伤了头落下的病根,很多事都记不清了,包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奶奶说,爷爷是她在民国三十六年的南京街头捡到的。那时他衣衫褴褛,额头缠着带血的布条,问什么都摇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疼。她看他可怜,便把他带回了家,后来就成了她的丈夫,成了林德树。
直到爷爷八十岁那年,弥留之际,他忽然攥着晚星的手,眼神清亮得惊人,断断续续地说:“找……找沈家……小姐……我是……阿山……她送我……去读书的……”
说完这句话,他便咽了气。
后来,奶奶在爷爷枕下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地址——“台北市永乐町三段,沈家公馆”,还有就是那张香樟树的照片。
“这地址,怕是早就变了。”出发前,父亲看着那张纸,叹了口气。
晚星却抱着一丝希望。她查了无数资料,知道永乐町三段大概就是现在的迪化街附近。几十年过去,城市早已变了模样,但她总觉得,有些东西是刻在时光里的,不会轻易消失。
走出机场,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淡淡的海腥味。晚星拦了辆计程车,将手机里存着的地址照片递给司机:“麻烦您,去这个地方附近,迪化街。”
司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眯着眼看了半天,操着一口带着闽南腔的国语:“这里啊,早变喽。以前是有几栋大宅院,后来战火,再后来改建,哪还认得出哟。”
晚星的心沉了沉,却还是轻声说:“没关系,您就带我去那边吧,我慢慢找。”
计程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巷里,高楼大厦与旧式骑楼交替映入眼帘。晚星望着窗外,想象着几十年前的景象——那时这里还是民国的台湾,街道上或许有黄包车驶过,穿着旗袍的女子撑着伞走过石板路,而她的爷爷阿山,还是沈家公馆里一个不起眼的长工。
奶奶说过,爷爷偶尔清醒时,会提起一位沈家小姐。说那位小姐是个心善的,看他爱读书,便偷偷省下自己的月钱,送他去大陆的学堂。他总说,小姐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笑起来的时候,比公馆里的任何花都好看。
可他终究是忘了。忘了学堂的模样,忘了归途的方向,也忘了那位像星星一样的小姐。他在海峡的这头,成了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把前半生的记忆,都丢在了那场兵荒马乱里。
计程车停在了迪化街路口。晚星付了钱,拉着行李箱慢慢走着。老街两旁是红砖墙和木格窗,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挨家挨户地看着门牌,又向路边的老人打听“沈家公馆”,得到的回应大多是摇头。
走到街尾时,她看到一位坐在竹椅上的老奶奶,正眯着眼晒太阳,身旁放着一盆开得正盛的茉莉花。晚星犹豫了一下,走上前轻声问:“阿婆,您好,请问您知道以前这里的沈家公馆吗?”
老奶奶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半晌才开口:“沈家公馆?你说的是沈老爷家吗?”
晚星的心猛地一跳,连忙点头:“对对,您知道?”
“早没啦。”老奶奶叹了口气,指了指不远处一片新建的居民楼,“以前那里就是沈家公馆,好大的院子,里面有棵老香樟树,比三层楼还高。后来啊……沈老爷一家去了南洋,房子在大火里烧了,什么都没剩下。”
“香樟树呢?”晚星的声音有些发颤。
“也烧没了。”老奶奶摇摇头,“那场火啊,烧了整整一夜,什么都没留下。”
晚星站在原地,望着那片崭新的居民楼,忽然觉得眼睛有些发烫。她想起爷爷照片里的香樟树,想起他弥留之际念着的“沈家小姐”,原来,什么都没剩下。
风吹过老街,带来茉莉花的清香,也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叹息。晚星蹲下身,轻轻抚摸着行李箱冰冷的外壳,仿佛能摸到爷爷当年攥着地址时的温度。
她终究是来晚了。晚了几十年,晚到连一丝痕迹都找不到。
可她不知道的是,在老街另一头的旧书屋里,一本泛黄的日记正静静地躺在角落,封面上,画着一棵小小的香樟树,旁边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赠阿山,愿君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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