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林母见面的事，林芸没有跟林云提起。觉得这件事情还是由林母自己来说会更为合适（如果有必要让他知道的话）。而且，时机也不对。若是林芸直说不欢迎他就能够把他赶走的话，那他也不可能能够通过姜琳搬进这里，更不会死皮赖脸地赖到现在还不走。
“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天，他好像每天都早出晚归的？”
每日4：30准时起床的林芸发现，这几日林云竟然也天没亮就起，比他刚来时每天7点的起床时间整整提早了两小时？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赶门禁才刻意把工作提前开始，以便能够提前完成当日同样的工作量？——反正，他似乎越来越忙，但每天晚上还是准时踩着点地回来，然后自己伴着还没走出房间门去锁门的林芸之前的，伴着她每晚21点准时响起的闹钟声，林云自己顺带锁了大门，不必林芸再特地出来一趟。
曾经，林云问过她：除了门禁，她为什么非要每晚都锁门？（不是有他在嘛，她还怕什么？）
林芸告诉他：“锁了门才能睡得着。”
她没说的是，她从很早的时候就养成了只要身边一有动静，她就会立刻从床上翻身起来的身体条件反射。因为威胁随时存在，在她的记忆深处，那个人随时会一时兴起，就算她锁了门，他也会用斧头把门砸了，再进来打她一顿。他很享受这种在“家”里——这个物理空间中，完全属于他，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他可以任意摆布而不必承受任何来自社会的惩罚的掌控感，权力感。——尽管这是很久以后，林芸才看明白的真相。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已经很清楚了一件事：
那个人，与其说是脾气不好，不如说是很享受用暴力从她身上获得“他很了不起”的满足感。——尤其，当这样的暴力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同时周围人只会要求被打的一方无底线忍让的时候。
小时候，林芸只感到强烈的屈辱感，而且这种屈辱感不只是那个人给她的，还是周围人合起伙来一同强迫她的。她一直憎恨自己为什么就是没他有力气，为什么就是不能逃离了这个群体？她很想狠狠地打回去，而不是任由那个人摆布还全无还手之力；她更想永远地离开这个一直秉持双重标准地只要求她，却从来没有惩罚过那个人的可恶群体。
长大后，过了很久，林芸才看明白：
源头是在于，这个社会的主要资源是掌控在男性群体的手中，这才让整个社会体系的惩罚机制不仅不能及时有效地约束住男性的暴力，还会偏向于首先要求女性自己设法保护自己，保护不了还会优先谴责女性、在精神上对女性施压。
即便现在因为社会资源在性别群体上的分配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考虑女性作为社会群体一部分她们发出的声音，因为她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影响力确实开始与日俱增——即便如此，社会的权力体系也还是在“权利”“义务”“惩罚”三方面，增加了不少女性维护自己利益和社会权利的成本，同时减少了男性过去承担的很多社会责任，但却没有同时减少男性过去与承担的那些社会责任相对应的权利——甚至是权力，尤其没有同步增加男性在对弱势者尤其是女性、儿童施加暴力或者是性骚扰的犯罪成本。
相比以前，比起女性承受的损失、创伤，需要为了维权而付出的追责成本，男性被惩罚的程度简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涉及到所谓的“家务事”，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普遍。
很多事，林芸经历着，一直还在经历——就比如那个人至今不仅没有为自己对她的虐待行为付出过任何代价，连舆论谴责、集体孤立，也多是对她，而不是对他。——她知道，几千年的观念惯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轻易被改变的。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怕是不能从根本处动摇了专为父系体制而设计的、更有利于男性群体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
而她的这辈子，注定是摆脱不了被“父系特权”剥削的现实——她只能尽可能降低这套体系对她的伤害程度。
比如，那个人即便在她逃离了那个“家”，自此再不回去，他也要让她的母亲代为传话：要钱，你就得给；要来京城玩，你就得陪着。——而你能做的反抗，只能是把手机设静音，干脆没听到，就算事后看到了，也不回复。让那边找不着你。
每次一想起这个她永远摆脱不了的人，林芸都有股强烈的冲动，恨不能拿把刀狠狠往他心口捅上千百刀，就像他从小到大往她身上往她心口“捅”的一刀又一刀。她早已伤痕累累，灵魂早已被撕得粉碎，她的世界早已天崩地裂。而他呢，竟然还能这么理所当然、毫无愧疚地跑来剥削她？！
他哪儿来的权力？谁给的？她为什么不能拒绝？为什么还有这么不对等、不符合逻辑、这么违反基本人性（以牙还牙）的道德存在？凭什么他不过是给了一个精子——而且也不是她想要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就拥有这么多可以持续终身地剥削她的特权？甚至比怀胎十月生她、真正花钱养她长大的母亲（虽然每次她被打时，母亲总会“刚好”不在，或者即便看到了也当作没看到的不予干涉，从没有在她需要保护的时候保护过她，也没有在她需要的时候给过她哪怕一次拥抱来让她有过片刻的依靠，母亲甚至还直接推开她试图的寻求拥抱），——那个人凭什么几乎没怎么付出过，就一直享有着比她的母亲被群体允许拥有的权利还要大得多、多得多的权力？
很多的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对比出了这个社会的畸形标准——它有另一个名称，叫“父系双标”。
在那个人曾经自己来过一次京城，并且用当时的林芸还不能摆脱的自小就灌输到她脑袋里的“公序良俗”绑架她，不得不“孝顺地”陪了他三天，游逛京城。自那以后，那个人就被林芸拉去了黑名单，并且最后一次，她警告她母亲，以后不要再给他带话，否则她连她的电话也不接。可是她母亲没有听进去。
不如说，林芸说的话，她母亲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一直以为她们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等林芸发完脾气，声嘶力竭地吼完，一切就会恢复如常。——过去，她母亲是怎么跟她相处的，以后，也还会继续一成不变。
直到有天，她母亲又说那个人要钱，让林芸给打钱，林芸直接挂了电话，然后把母亲也拉到黑名单去。甚至为了防止那个人再次跑来京城找她，骚扰她，林芸连租的地方都搬了。
即便后来因为算过账，觉得要继续在这座城市生活至少20年，还是买房比租房便宜，尤其更加稳定（不必担心突然涨租，或是房东提前解约赶租客还不用返还押金，更不会给赔偿金），会比租别人的房子更加安全（有没有监控、偷窥**之类的，摄像头装在哪儿，主人自然知道，租客却要费力检查），——种种因素考量下来，林芸才趁着积蓄够她全款在郊区买套房的时候，赶紧给自己买了个接下来20年至少不必担心晚上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的物理空间的使用权。并且在买了这么个固定空间之后，就更加警惕起那些所谓的“亲属”——尤其是“直系亲属”。
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只给母亲的账号打她计算好的比老家的人均基本生活费再多20%的钱。够不够他们两个人用，她不管，反正他们宁可交罚款也要生孩子地一连生了三个——他们既然有三个孩子，那不够的，就自己去找另外两个（尤其是虽然没有出息，但是是儿子的老三），找他去要“回报”吧。
已经好几年了。不如说，从她母亲不听警告而被她给彻底切断联系后，林芸再没有跟他们联系过。
她想，除非连警察都帮着他们来找她，否则他们别想再继续上门来骚扰她。大不了打官司。打官司也不怕。就算老家那边的人都认为那个人对她的虐待只是家务事，都认为是她斤斤计较、小肚鸡肠、记仇，她也不怕跟他、跟他们，对薄公堂。
不过，估计他们会嫌麻烦，尤其会因为自己完全不懂这些法律之类的且还想保持着在当地还能享受到的“道德优势”，舆论会站在他们那边——只要不被正在缓慢改变的法律体系戳破当地群体的“正确观”，只要更大的暴力机器的强制性到不了他们个体的头上，那么那种“正确观”就不会动摇，其他人也不会因为惧怕牵连到自己而就对那个人忽然又冷眼旁观起来。
只要麻烦不落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者惩罚微乎其微，他们就还会继续在言语上、每次的聊天中，都积极鼓励支持着“家务事家内了”。
当然，如果真打官司，林芸的父母一定会计较自己根本偿付不起的律师费。万一打输了，不仅想要的钱要不来，还要赔上不少律师费和诉讼费；而且就算达成了和解，从林芸那儿能要到的钱也一定会比现在她自己给的要少。
三个子女分担？怎么可能？他俩实际除了自己找零活赚钱，就只能靠林芸这一个。另外两个孩子，一个结了婚，带着老公孩子，一家四口都住进他们家；另一个没结婚，但是连工作都得他俩帮着找关系给他找。初中就辍学，还能指望他给钱养他们？
他们盼来的儿子，勉强养自己，跟他们住一起；那个人一向宠着的二女儿，带着她一家跟他们一起住，反而还要他们帮着照看她的孩子。那他们如果需要接济，不骚扰那个自从上大学起就再没回来过的大女儿，还能找谁？
曾经，林芸很恨这样的社会。后来她想明白了——谁是最终的受益者？——所以，问题不是社会本身，而是社会的资源分配体系需要改革。
眼里看到的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林芸看着眼前这样的林云，跟她差不多的年纪，却在做着类似“罗密欧式”的“愿意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牺牲一切”的自恋美梦，还一厢情愿地牵连到她，觉得那就是浪漫，而不是骚扰？——跟这种幸运的“天真又可恶，无知还不自觉”的少爷，她能有什么好说的？能沟通吗？说了他也不会懂，更不会自觉离开、以后再不来骚扰她。
他不会明白，她对他的厌恶，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他这个人的——他是谁，跟她一点关系没有。
她厌恶他，而且越来越讨厌他，除了因为他竟然为了自我满足而强行闯进她的生活，骚扰她；还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社会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还是这样的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一个极端的受益群体中的一员。
看到他，她就想把对“父权体系”“父系特权”的愤怒全都发泄在他身上。他自己过自己的好日子不好吗，干嘛还要来日日地刺激她？
她能忍到现在，已经很克制了。
“他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动手？怎么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林芸觉得，自己的耐心已经快被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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