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
“您不在乎名声，可在乎那些跟着您的人？”他抬起头，看着我，“那些从汴梁一路跟过来的百姓，那些在应天府投奔您的流民，那些在扬州、江宁归顺您的兵卒，他们把命都交给了您。您若是不正名分，他们就成了乱军，成了叛匪。往后打下来的地盘，没人会认；往后分下去的田地，没人敢要。”
我愣住了。
我没想过这些。
当鱼的时候，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现在，身后有十几万人了。
我蹲下来，看着张老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张老头捋捋胡子，眼睛亮了，“殿下，您得登基。”
……
建炎二年五月初八，我在江宁府登基了。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
张老头给我准备了黄袍，准备了龙椅，准备了一大堆繁文缛节。我像个木偶似的被他们摆弄，穿上那身黄袍，坐上那把椅子，底下黑压压跪了一地人，三跪九叩，山呼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那些人。
有跟着我从汴梁跑出来的百姓，有在应天府投奔我的流民，有扬州、江宁归顺的兵卒，还有张老头找来的那些读书人。他们跪在地上，诚惶诚恐，不敢抬头。
我挠挠头，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几个月前，我还是一条在池子里游来游去的鱼，最大的愿望就是攒够功德跃过龙门变成龙。可现在，我坐在这把椅子上，成了皇帝。
国号叫“大齐”。
因为我名字里有个“鱼”字，鱼在水里游，水是“水”，水字旁加个“齐”，就是“济”——济世的济。
张老头说，这寓意好。
我说，随便吧，叫什么都行。
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定年号。
张老头拟了一大堆让我选，什么“建武”“兴业”“中兴”“永昌”，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说：“就叫‘鱼年’吧。”
张老头差点没厥过去。
我觉得这老头身体素质不太好。
他坚决反对，“陛下！年号哪有这么起的！”
我说：“那你说叫什么？”
他想了想，说：“不如叫‘显德’？”
“显德是什么意思？”
“显示德行，彰显仁德。”
我点点头：“行，那就显德。”
于是，这一年就成了显德元年。
我当皇帝了。
可我还是不识字。
……
登基之后，张老头天天捧着奏折给我念。
念得我耳朵起茧。
可慢慢地，我也听出些门道来了。
那些奏折里，说的最多的是三件事：打仗、吃饭、告状。
打仗我懂，吃饭我也懂，告状……听不太懂，但好像很重要。
张老头说，当皇帝最重要的事，就是断案。这个说冤，那个说屈，这个说没钱，那个说没粮，这个说官欺人，那个说民造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委屈。
断不明白，就要出事。
我听着，点点头。
然后第二天上朝，我让那些告状的都到殿上来，当面说。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老头，哭哭啼啼说他的地被当地豪强占了，告到官府，官府不管。
第二个上来的是个年轻后生，说他的媳妇被县官的公子抢走了，告到州里，州里把他打了一顿轰出来。
第三个上来的是个商人，说他的货被税卡扣了，交了三次税还不放行，他已经快破产了。
我听完，问张老头：“这些事，以前怎么办的？”
张老头说：“按律法办。可是……律法是一回事，办不办得动是另一回事。那些豪强、官宦子弟，都有背景，地方官不敢得罪。”
我想了想，说：“那我来办。”
第一个案子，我让人去把那豪强抓来，问他地是谁的。他说是他的。我问老头，老头说地契被抢走了。我问豪强地契在哪儿，他说丢了。我说你丢了地契，那地就不是你的。他说他有证人。我说证人是谁。他说是县官。
我把县官也叫来。
县官跪在下面，抖得像筛糠。
我问：“他说的是真的吗？”
县官看看豪强，又看看我，一咬牙，说：“是……是真的。”
我点点头，让人把豪强和县官都拉下去，各打二十大板，把地还给老头。
第二个案子，我让人去把那县官的公子抓来，问他抢没抢人。他说抢了。我问为什么抢。他说看上了。我问那个媳妇愿不愿意跟他。他愣住了。我说你把人叫来问问。
那个媳妇来了，跪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
我问她：“你愿意跟他吗？”
她拼命摇头。
我说：“那就回家吧。”
那公子急了：“陛下，我爹是……”
“你爹是谁？”我问。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说：“你爹来了也没用。抢人媳妇，打二十大板。你爹教子无方，打十大板。”
第三个案子，我把那税卡的人叫来，问他为什么扣货。他说是按规定收税。我问收了几次。他说三次。我问按规定该收几次。他说一次。我说那你为什么收三次？他低着头不说话。
我说：“多收的退回去。再犯，打板子。”
那天下午，我断了一百多个案子。
张老头在旁边记，记到手酸。
断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奇怪。
“陛下，”他说，“您是怎么断的？”
我说：“就……谁有理就听谁的啊。”
他愣了愣，忽然笑了。
“陛下，您知道吗，那些读了四十年书的老判官，都断不明白的案子，您一听就明白了。”
我说：“那是因为他们想得太复杂了。”
张老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跪下去，磕了个头。
“陛下圣明。”
我挠挠头。
圣明？
我只是觉得，谁欺负人，谁就不对。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难懂的？
……
登基之后，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不是打仗，是吃饭。
显德元年冬天，淮南路大旱。
张老头捧着奏折，愁眉苦脸地念：“陛下，淮南路奏，春荒严重，百姓乏食，饿殍遍野。请朝廷拨粮赈济。”
我问：“咱们有粮吗？”
张老头摇头：“没有。国库空虚，仓廪无粮。”
我又问：“那往年怎么办？”
张老头叹气：“往年……只能让地方上自己想办法。或是向富户借贷，或是开仓放粮，或是……听天由命。”
我听不得“听天由命”这四个字。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当鱼的时候，饿肚子是常事。池子里就那么大点地方，吃的东西就那么多，抢不到就得饿着。我饿过，知道那滋味。
可现在，我不是鱼了，我是皇帝。
皇帝，能不能让老百姓不挨饿？
第二天，我把张老头叫来。
“老张，你说，老百姓为什么饿肚子？”
张老头想了想，说：“原因很多。天灾，**，战乱，赋税，盘剥，土地兼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听不太懂，又问：“那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不饿肚子？”
张老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办法，自然是有。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很难。”他叹了口气，“历朝历代，都有人想过办法，可没有一个能彻底解决的。太宗皇帝时，各地建常平仓，丰年收粮，灾年放粮，本是良法。可年头久了，官吏舞弊，豪强把持，常平仓成了空仓。神宗皇帝时，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法，国家贷款给百姓，收二分的利息。可底下人乱来，强逼借贷，利滚利，反倒害了百姓。”
我听着，觉得头大。
但我听明白了一点：不是没办法，是办法都被底下人搞坏了。
“那咱们想个办法，不让底下人搞坏。”我说。
张老头愣住了：“陛下有主意？”
我想了想，说：“咱们让老百姓自己管。”
“自己管？”
“对。”我说，“咱们把粮食放在村里，让村里人自己选几个人出来管着。丰年的时候，各家各户往仓里存粮，灾年的时候再从仓里领粮。谁存得多谁领得多，谁不存就没得领。这样，谁也不会乱来，因为乱来害的是自己村里人。”
张老头眼睛亮了。
“陛下说的这个……这个像是一种社仓。老夫记得，隋朝时候有过，唐朝也有过，只是后来废弛了。”
我说：“那咱们就办起来。”
显德元年冬，我下了第一道圣旨。
圣旨是张老头写的，我按的手印。
内容很简单：各乡各村，自建社仓。丰年每户出粮一斗，存入社仓。灾年按存粮多少，借贷口粮。秋后加息二分归还。仓廒由本村人推举的乡绅或耆老管理，地方官不得插手，只负责监督。
圣旨发下去的时候，底下人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是好事，能救老百姓的命。
有人说这是异想天开，老百姓哪有那么齐心。
还有人说这是乱命，祖宗之法没这么办的。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只知道，一年后，淮南路的春荒，少死了三成人。
又过了一年，两浙路的社仓，存粮够全路百姓吃三个月。
三年后，社仓推行到整个江南。
张老头捧着各地报上来的折子，念给我听。念着念着，他哭了。
“陛下，”他抹着眼泪说，“老臣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见着这样的仁政。”
我坐在龙椅上，啃着鸡腿，没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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