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淮竹走了以后，老刘头把北山上那把剑又拿了下来。不是他要拿，是那把剑插在坟前，风吹雨淋的，他怕坏了。他用布把剑包好，带下了山，放进柜子里，跟那面铜镜和那支笔放在一起。
柜子里东西越来越多了。林泽的剑，莫淮竹的镜和笔，还有那把刻着“惊鸿”的小刀。老刘头每次打开柜子，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他们都在。林泽在，莫淮竹在，那些已经走了的、不知道去了哪里的人，都在。柜子不大，但装得下他们。装得下他们的东西，就装得下他们的人。人走了，东西还在。东西在，人就没走远。
四月的时候，沈渡收到一封信。不是莫淮竹寄来的，是京城莫家来的。莫怀远在信上说，莫淮竹已经两年多没有跟家里联系了，派人去找过，没找到。问沈渡有没有他的消息。沈渡回了信，说莫淮竹刚走，往北边去了，具体去哪不知道。他把信送出去以后，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槐树的叶子绿了，嫩绿嫩绿的，一小撮一小撮的。他看着那些叶子，忽然觉得莫淮竹就像这些叶子——春天发了芽，秋天落了，明年春天还会发。发在哪不知道，落在哪也不知道。但他会发，会落，会再来。
老刘头也知道了莫淮竹又走了。他没说什么，只是在门房里坐着，喝着茶，看着门口。他等了他两年，他来了，住了五天，走了。他又要开始等了。等一年，等两年，等三年。等到他再来，等到他不来了，等到他再也等不动了。
五月初五，端午节。老刘头蒸了一锅粽子，肉的，枣的，豆沙的。他用油纸包了几个，带到北山，挂在桃树枝上。粽子在风里晃着，红绳子，绿叶子，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那两棵桃树的花已经谢了，长出了叶子。叶子绿绿的，厚厚的，密密匝匝的，把整棵树裹得严严实实的。树下有一片树荫，比去年又大了一圈，能蹲下两个人了。老刘头蹲在树荫里，把粽子从树枝上取下来，放在供台上。
“林公子，端午了。吃个粽子。肉的。”
他把粽子剥开，露出里面的糯米和肉。糯米是酱色的，肉是红褐色的，油汪汪的。他把粽子放在碟子里，推到供台中间。
“你尝尝。”
风吹过来，桃树叶沙沙地响。他蹲在那，听着那个声音。他觉得那不是风，是林泽。林泽在跟他说话——尝了，好吃。老刘头笑了笑，不是真的笑，是嘴角动了动。一个人蹲在坟前，嘴角动了动，算是笑过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我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
他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桃树在风里摇着，叶子沙沙地响。他看了一会儿，转回去，继续走。
六月初六，天贶节。老刘头去了一趟青云观。不是去添油，是去找陈道长说话。陈道长正在大殿里念经，看到他进来，停了下来。
“刘老哥，有事？”
“没事。就是来坐坐。”
老刘头在蒲团上坐下来，看着那盏长明灯。灯还亮着，火苗不大，安安静静地烧着。他看着那点火，看了好一会儿。
“陈道长，你说人死了以后，真的能投胎吗？”
陈道长想了想。“能吧。”
“你怎么知道？”
“不知道。但我觉得能。”
老刘头点了点头。他坐在蒲团上，两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鞋头磨破了，露出里面的脚趾。他的脚趾歪歪扭扭的，指甲又厚又黄。
“刘老哥，”陈道长说，“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就是有时候喘不上气。”
“看过大夫没有？”
“看过。张大夫说没事，老了就这样。”
陈道长没再说话。他拿起木鱼，笃笃笃地敲了起来。声音不大，一下一下的，很稳。老刘头听着那个声音，觉得心安。他坐在那，听着木鱼声，看着长明灯，坐了一个多时辰，站起来，走了。
七月初七，七夕节。城里很热闹，街上到处都是卖花的，卖巧果的，卖红绳的。年轻的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走着，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老刘头站在门房门口，看着那些一对一对的人，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他也有过喜欢的人，姓周，会弹琵琶。他在她家铺子门口听了三个月的琵琶，没敢进去说一句话。后来他跟着人跑货去了外地，三年后回来，铺子已经关了，她嫁了人，搬走了。他不知道她嫁给了谁，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他。他有时候会想起她，想起她的琵琶声。那个声音很好听，脆生生的，像泉水叮咚。他听了三个月，没听够。一辈子都没听够。
他转身进了门房，从柜子里拿出那把二胡，拉了拉。他拉的是那首他小时候听他爹拉过的曲子，没有名字，但他记得。他拉着拉着，想起了那个姓周的姑娘，想起了她的琵琶声。他的二胡声和她的琵琶声不一样，二胡粗，琵琶细；二胡沉，琵琶脆。但它们都是弦上的声音，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他拉着拉着，天黑了。他把二胡挂在墙上，点了一盏灯，坐在那，看着灯。火苗不大，一跳一跳的。他忽然想，如果当年他进了那扇门，哪怕只说一句话，就算最后没成，他也不至于这几十年一直在想“如果”。他想着想着，笑了。不是笑自己，是笑这辈子。这辈子有太多“如果”，多到他想不过来，也不想再想了。
八月初八，立秋。天气凉了，早晚有了凉意。老刘头把棉袄从柜子里翻出来，晒了晒，准备天冷了穿。棉袄是去年的，有些小了，扣子扣不上。他拿针线把扣子往外面挪了挪，能扣上了。扣上了又觉得紧，又把扣子挪回去。挪回去又觉得松，又挪回来。挪来挪去，最后不挪了，敞着穿。敞着穿也舒服，反正老了，没人看。
九月的时候，沈渡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莫淮竹寄来的，从南疆。信纸上只有一行字——“我在南疆。一切都好。坟还好吗？”沈渡看了那行字，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他拿着那封信去了门房，递给老刘头。
“莫公子来信了。”
老刘头接过去，看了看信封，没打开。“他说什么？”
“说他在南疆。一切都好。问坟还好吗。”
“坟好。你跟他说。”
沈渡点了点头。他回到书房，铺了一张纸，蘸了墨，写了一行字——“坟好。桃树又长高了。”写完了，看了看，又加了一句——“今年开了很多花。”写完了，折好，装进信封，叫来一个差役，让他送出去。
十月，莫淮竹没来。十一月，也没来。十二月，还没来。老刘头每天坐在门房里，喝着茶，看着门口。他盼着莫淮竹从那条路上走过来，从北门进来，走到门房门口，叫一声“老伯”。一天一天地盼，一个月一个月地盼。盼到腊月二十三，小年，莫淮竹没来。盼到除夕，也没来。
除夕夜，沈渡又在偏院里摆了一桌菜。四副碗筷，只有两个人。沈渡和老刘头坐在桌边，谁都没动筷子。过了一会儿，沈渡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在林泽的碗里。
“林公子，过年了。”
老刘头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在林泽的碗里。
“林公子，吃肉。”
他又夹了一块，放在莫淮竹的碗里。
“莫公子，不知道你在哪。给你也摆了一副碗筷，你吃不着，但心意到了。”
两个人坐在那，守着一桌凉透了的菜，听着窗外的风声。风呜呜地响，像是在哭。不是哭，是风。老刘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辣，辣得他直咳嗽。他咳了好一会儿才停，用袖子擦了擦嘴。
“城主，你说莫公子今年在哪过年？”
“不知道。”
“他一个人？”
“大概吧。”
沈渡倒了一杯酒，端起来，没喝。他看着那杯酒，酒映着灯光，黄澄澄的。他在那杯酒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老了，眼角有皱纹了，鬓角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他又长了一岁，林泽没有。林泽永远停在二十四岁了。莫淮竹也在长，一年一年地长，长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他把那杯酒喝了。
两个人喝到半夜，酒喝完了，菜也凉透了。沈渡站起来，把林泽碗里的菜倒在外面雪地里，把碗收了。老刘头也站起来，把莫淮竹碗里的菜倒了，把碗收了。两个人在灶房里洗了碗，谁都没说话。水声哗哗的，碗在手里滑了一下，差点摔了。老刘头赶紧接住，看了看，没碎。他把碗摞好，放在碗柜里。
“老刘头，去睡吧。”
“嗯。你也早点睡。”
两个人出了灶房，一个往书房走，一个往门房走。雪下了一整天了，地上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老刘头走得很慢，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他进了门房，没点灯，摸黑脱了棉袄，躺下来。窗外的风呜呜地响，雪沙沙地打在窗户纸上。他闭着眼，听着那些声音，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莫淮竹，想起他说——“老伯，我还会来的。”他等了他一年了，他没来。他还会来吗？会的。他答应过的。他说话算话。
天快亮了，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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