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虽然一时有了饭吃，但我还心思重重，学无所进。
这一年高考，我竟考得一塌糊涂。
后来我又在荆州中学读了一年，也是惘然。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我成了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
大学是没有我的份了，我想当工程师的梦想变成了泡影。
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完了？
我没有脸面面对家人，然而我又不得不面对；我像一个在战场上打了败战的逃兵，回到家乡。
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实行了连产承包，大伙都各干各的，不用集体劳动了；第二任大姐夫哥用他带来的家产，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了；侄子首宜在二任大姐夫哥的主导下，由毕玉明改成了周普兴；玉平和他爸闹翻，去了深圳；珍儿出了嫁；大毛跟侍秀结了婚……
社会在变，而我却变成了社会之外的人；我孤独寂寞，世界仿佛是别人的，与我无关。
这天下午有人传信，说大队（其实这时应该叫村了，人们却习惯叫大队）来了我一份报纸。
我知道，那是我从学里转回来的，一份《语文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份报纸，它是我生活一抹亮色！特别是上面的“作文解析”和“作家的创作与生活”，我都一字不落，每份必看。
我从“作家的创作与生活”一栏里，看到了一则故事，是讲当代作家毕淑敏的。
说她在阿里参军那会，身背七十多斤的辎重，要翻过六千多米的高山，穿过无人区。走了一半，她觉得这个任务确实不能完成，当时她竟想到了自杀，她甚至都攀上了很高的悬崖，终于还是没有跳下去……最后她机械地抬动脚步，在蒙蒙月光下，走完了最后几十里路。
这个故事，给我启发：人有时看似没有路了，其实只要活着，这本就是路！
我的父亲不就是看不到出路，从我这个小肉蛋身上也看不到希望，或许根本就没看，就这么走了吗？
我呢，不能走我父亲的路，还是要活着，因为事物是变化的。
后来我又看了高尔基，看了鲁迅、李白，还有高适、岑参……
最后我决定，我不仅要活，还要向那些文学前辈学习，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一名作家！
于是，我开始钻研文学、练习写作，专心致志，足不出户。
然而家庭条件和外部环,又不允许我这样。队里人都知道我没考取大学，都认为这么多年“吃冤枉”，该替家里分担一点，该搞事了，都说，“老在家里闲着，又不是闺姑”……
是的，他们的观点无可挑剔，一点没错。
我只有任着他们叽叽咕咕，我没办法。出门见人就脸红。
家里，是这二任大姐夫哥主事，他认为家里人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度日如年。
要说我这二任大姐夫哥，说话比谁都在理，心眼比针眼小，性格易反易复。
他的优点是，待外人特别客气。
记得那年春节，来了几个打三棒鼓的，留饭留宿；出家人见他这般客气，当然感激不尽。要笔和本子，写下他们地址，叫大姐夫有空去玩。
大姐夫到房里找了一会没找着，出来就望我说：“弟弟应该有笔有笔和本子啦？”
于是我拿来笔和本子，让他们写了。
由于忙于倒茶装烟，大姐夫竟忘了把他们写下地址的纸撕去，这就为我后来的人生变故，埋下了伏笔。
家里是待不下去了，我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想了半天，也没有去处。于是就撒谎：《芳草》编辑部邀我去参加培训班，搞得好的话，就在那里工作了。
不管他们信不信，反正我要走了。
我正儿八经，说了走的日子。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吧。
这样，一个星期里，我就显得客便了，人人都对我那样客气，我体会到了一份难得的优越感。这几天的“冤枉”，我就吃得大大方方呢。
首先是母亲回来了，破天荒的跟我买了床上用品，还有新衣服；接着是亲戚陆续来看我，还有给我塞钱的。
我记得我是乘船东下的。那天起的很早，头天小姐夫就安排我，在他的沙市亲戚家住下了。
走的那天，小姐夫哥说：“外头有点乱，自己要好生照顾好自己呵。”
我已经上了船甲板，我说“没事”，望他笑笑，船就开了。
船上的大厅很挤，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就那样站着。
服务员过来卖票了，问我去哪里；我想，我应该去哪里呢？
“唉，你究竟去哪里呵？磨磨蹭蹭的……”
“去…去武汉吧……”
她睁大了眼睛打量我一下，然后就去找别人卖票了。
我也很奇怪的。
待她回来说：“去武汉，就这样背着？”
我才知道，对于这艘船来说，武汉是个很远的地方。
她提出跟我买张卧铺，我同意了。于是，她把我引到楼上，在一个房间住下。
中午有点热，我就躺在铺位上听音乐，好惬意的。
音乐是一个小收音机播放的。小收音机是我的侄子首宜十岁生日，他亲爸那边的亲戚送他的。这次出门，我给带上了。
夕阳西下时，我走出了船舱。
多好的风呵，柔柔地从江面吹来……生动的浪花，翻腾吟和，仿佛唱着永不歇息的歌；成排的树木和村庄，装点着两岸，又在暮色中渐渐地隐去……
我在舱外呆了很久，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回到房间。
第二天，船依然前行。
我便生出些奇怪的想法。我想到了孙中山，想到了鲁迅……想像他们东渡日本时的情景，无外乎就这是这个样子吧。
于是，我便想做点什么。我跟播音员写信，纠正她的语法，可是下次她还是这样播音；我跟服务员说，房间应该放个垃圾桶，她竟理都不理我，顾自扫了地就走了。
晚上，到岳阳了。我就有种冲动，高中时候读的《岳阳楼记》的岳阳楼，就在眼前了。播音员说，船停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去看看。于是，我下得船来。
走了一截，黑灯瞎火的，路边是成簇的森林。我当心走迷了路，或是时间耽过误了船，赶紧就回来。
到了第三天，我再不能用诗意的心态，看待一切了；摆在眼前的，是要用理性的思维，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自己到底要去哪里？现在应该怎么做？我想我出门的初衷是找个清静的地方，来创作。
但这首先得有份工作！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一定要到武汉呵。
想到这，我把下一个码头问清楚以后，就找到服务员说，那个码头有亲戚在等我，我需要下去。
服务员便跟我办了手续，找了钱。到码头后，我就下了船。
结果这是一个极其一般的码头，除了可以停靠的江岸，周围连住户也没有一个。
当然这些都不在我的眼里，我急需要找一个打工的地方。
我背着行李，在陌生的道路上走着……累了，就听听收音机，在路边歇一会。
快到中午了，我就打听村委会地址。我想找学校教书，而学校该村委会管，所以，要到学校打工，就得先找村委会。
我来到有老房子组成的一个四合院，这里有一个村委会。叫了半天，没人应。有门虚掩着，我便小心翼翼的推开它，里边却有人。
竟是一个女的，比较年轻。她用手拢着头发，坐了说：“你有么子事？”
我说，我是荆州人，“想在你们这里找事做。比如，教书”。
她说：“荆州是地名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
这时有一个男的，问她下午开会是不是两点半，她说是的。我才知道，这个房间里面还有房呢。
她说声“下午两点钟的会。我一点钟在村口的槐树那里等你”，就听见那男的答应一声“好”，就从里屋出来，提上桌上的公文包走了。
然后，她站起身说：“你要教书，你找学校啦。”
我赶紧跟她说：“找学校是可以，可需要你们批呵。”又掏出毕业证，“我是高中毕生，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
她接过毕业证，看了看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跟我们书记说呢？”
“就是刚才…提包走的那个……”
“是的，只有他有这个权力。我们说话，都不算数。”
可书记走了呵，我忙问：“那，怎样才能再找到他？”
“今天下午在乡政府开会。要找他，只有明天了。看明天行不行？”
“好的好的。”我连连答应，又千恩万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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