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红玫顶着祝老板干女儿的名头,在长安旅社做了前台。陈元罡也从她身上学到了一个道理——无依无靠的人要活下来,就得让自己被利用。
祝老板供她食宿,她又用私下表演的钱买了胭脂水粉和衣服,招招摇摇地往长安旅社前台一站,满街的男人便向蜂蝶一般被盛开的花吸引。以往,并非所有墨尔本的华人都在唐人街。但自从金红玫来了,哪怕是在墨尔本郊区农场做事的华人,每月也要找出一天时间,穿戴齐整,来长安旅社喝口茶。金红玫则提着裙角在男人间穿梭,由男人为她点烟,而她夹着烟大笑,仿佛她就合该生于这花团锦簇之间。
出乎陈元罡的预料,金红玫的语言天赋很好。来了不到三个月,便学会了粤语。闽南话么,也能讲。来的客人说什么口音,她便说什么口音。风情摇曳的女人说着乡音,更让这些顾客流连忘返。
陈元罡有一次与她聊起,她便伸出手指对他回忆:
上海话么,那是逃难过去就耳濡目染,从小讲到大,江浙一带的人都能聊得起。粤语和闽南话,来这边三个月耳濡目染,并不难。至于英语,是有人教过她些简单的,其余的出国后,与人说着说着就学会了,不过语法都是乱讲的。
“最初是谁教你?”陈元罡问。
金红玫那时正为自己染指甲,她吹了口气,神色忽然变得寡淡。
“是个混账东西。”她说。
“金小姐,”陈元罡又问她,“等仗打完了,你会回上海吗?”
金红把染了指甲的手搁在桌上,另一只手往嘴里递烟,示意陈元罡给她点。她吸了口烟,淡声道:“或许会回,也或许不会了,我一时也想不起有什么人值得我回。你要回去么?你不是说,你的亲戚都在灾荒年死绝了么?”
“是的,是都死绝了,”陈元罡茫然点头,“可是……我很想念故乡的土地。”
金红玫笑出声来。
“那等你老了,就让他们用船给你运来几罐台山的土,”她说,“你装在青花瓷瓶子里,瓶子放在家里,把它当成你故乡的土地。”
“那我也叫那个人,帮金小姐运来些故乡的泥土。”陈元罡很恳切。
“也可以,不过哪里是我的故乡呢?”金红玫说,“我是难民,一打仗,就从东北逃去了北平。待了没多久,又从北平逃去了上海,最后被家里人卖进歌舞厅,才来了这里。算了,或许我就是株野草吧,哪里的土地,也能长野草。”
陈元罡觉得她像生于锦绣的花,她却说自己是无根的野草。旅社门外又来了为抗战募捐的华侨团体,金红玫一手夹着烟,一手在晾指甲,让陈元罡把客人塞给她的澳币拿出去,以祝老板的名义。
金红玫与陈元罡说话的样子,和别的男人不同。或许是陈元罡年龄还小,脑海里生不出那些龃龉念头,对她好,也是当做对朋友的好。有一次金红玫说她近来总是半夜饿,陈元罡便每日从家里偷一份炒河粉,趁着夜色送来长安旅社。日子一久,金红玫腰围渐涨,她便私下凶他:“少放些油吧!”
于是陈元罡干脆自己半夜来炒,放少少的油。不过他实在厌恶这道菜的味道,做了半年,进步有限。
战况断断续续地来,华文报纸隔日由悉尼一家华文报社送达墨尔本,唐人街的男人们便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有人在想办法筹款,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说起风凉话。总是有新的面孔出现,也有旧的面孔忽然消失。在这新人旧人之间,陈元罡16岁了。
那日的晚饭,父母特意为他做了不是河粉的饭,陈元罡却高兴不起来。
或许是受了其他西人学校的影响,陈元罡所在的这所华文学校,男孩子到了16岁,会被准许参加秘密举办的兄弟舞会,每个人都要带着舞伴前来。
陈元罡是没有舞伴的,他一直猜测自己是他们学校最穷的学生。其余男生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随着舞会时间渐近,时不时便来揶揄他:“元罡,你寻到舞伴了吗?不然,我将我家中除草的女工介绍给你吧!”
有一次问急了,他一时冲动,脱口而出:“谁说我寻不到舞伴?我早已邀请好了!”
围观的哄笑声从学校响到唐人街,吵得陈元罡心烦意乱,连那晚的炒河粉都做焦了。金红玫吃得直皱眉,筷子一放——这怎的退步到比第一次还难吃了?
她要走,陈元罡急忙道歉。金红玫抱着手臂看向他,月色照着一张因为没填饱肚子而冷若冰霜、又美艳动人的脸。
陈元罡看了那脸一会儿,忽然有了主意。
金红玫起初自然是不答应。
虽说来了国外落魄了,可她当年也是百乐门的台柱子,被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拉去舞会,算什么样子?可陈元罡似乎把她当成救命稻草,日日求,夜夜讲。为了讨她欢心,连炒河粉的技术都一日比一日精进,到后来,甚至比他父母白日卖得更好吃。
金红玫恨自己馋嘴。真是要拴住女人的心,先拴住女人的胃。她堂堂一个唐人街交际花,为了一口宵夜,竟然迟迟说不出拒绝的话。陈元罡求她求到舞会前夜,两人坐在黑灯瞎火的旅舍大堂,他可怜巴巴地问:“金小姐,我都给你带了一个月的炒河粉了。那件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金红玫低头,看着陈元罡刚从唐人街尽头端过来的炒河粉。
经过一个月的历练,陈元罡这道菜已经做得河粉劲道,韭黄爽脆,分明泛着油光,入口却丝毫不腻。她金红玫吃人嘴短,眼见窗外月光如水,终究还是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行,我去就是了,”她说,“你去和祝老板说好时间,我要提前回房间打扮的。”
“你这样去就很好看了。”陈元罡说。
“这样怎么够?”金红玫说,“你去上海问一问,我金红玫和谁出去,谁不是全场最有面子的人。”
陈元罡年龄小,尚且不懂何为面子。等到第二天,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进了长安旅社,看见金红玫穿着那身牡丹舞裙下了楼,头戴一顶西洋帽,帽尖别了羽毛,帽檐垂下黑纱,纱下是一张珠光宝气的脸。
金红玫说到做到。那一日,她艳惊四座,而他成了舞会上最有面子的人。他从没参加过舞会,第一次下舞池,用的是在家偷练的生疏舞步。男人16岁,身材还算不上拔节,金红玫穿了高跟鞋,也没比他低太多。他大着胆子搂她的腰,感受到了因为连吃一个月宵夜而导致的紧绷。
“你胖了。”他诚实地说。
“呸。”金红玫柳眉倒竖。
有交换舞伴的环节,几个觊觎许久的男同学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金红玫翻了个白眼,手搭在陈元罡肩膀上,懒洋洋地说:“累了。”
她对小毛头没兴趣。陈元罡的面子是炒河粉给的,这帮人没面子。
他识趣地扶着她往外走,金红玫边走边发牢骚:“当年在上海滩,我一支舞拍卖价格老高,能上座的都是名流富商。现在沦落到给你们这些愣头小子做舞伴……”
陈元罡说:“我也能做名流富商。”
“你能卖炒河粉。”金红玫说。
“我可以从卖炒河粉开始,”陈元罡说,“等有钱了,就开饭店,开酒楼。”
“你想法真多,”金红玫把高跟鞋子脱掉,赤脚和他走在夜色里,“要用船运泥土,要开酒楼,还要做名流富商。怎么,祝你飞黄腾达,成就一番大事业?”
“金小姐这样的性格,若是遇见契机,”陈元罡认真道,“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可惜我遇不见契机,我生来就是难民,然后做了舞女,现在么,是个前台,”她说,“我眼下不惦记大事业,只想活下来。以前依凭着他们洋人的舞团,如今依凭祝老板。我做不成名流富商,我只想做株野草,能自己扎根在这天地间,不再依凭任何人。”
陈元罡似懂非懂。
1940年,二战局势愈演愈烈。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被占领,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试图将在东亚挑起的战争合理化。消息传来,在澳华人怒火中烧,长安旅社的骂声从清晨响到打烊。
陈元罡在这骂声中与金红玫告别。
他的父母决定搬到悉尼,和在那里的同乡汇合,合伙开一家大排档。他走前为金红玫做了最后一次炒河粉,看着她吃完。
1948年,陈元罡父母在悉尼相继去世,他接手了父母的大排档。当年夜里给金红玫做饭的手艺派上用场,接手没多久就顾客盈门。
1990年,陈元罡回到墨尔本,与金红玫见了一面。他们都老了,小门童成了酒楼的大老板,小前台也如愿以偿,成为了扎根的野草。那次会面后,陈元罡开始着手酒楼的建造。巨额财富扔进这个荒山上的无底洞,儿子也忍不住过问钱都花在哪里。
原来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来处。门前的树,是海运来的故乡的树;瓶中的土,是海运来的故乡的土。
这是陈元罡所能记起的,与金红玫有关的故事。
***
陈元罡太老了,说了太多话,说到困倦处,身子一歪,便要从椅子上栽下来。木子君眼疾手快地扶住他肩膀,看向宋维蒲的神情很茫然。
人岁数大了,入睡只在一瞬。被木子君扶着的陈元罡很快鼾声如雷,宋维蒲给陈笑问打了电话,叫他来接人。
陈笑问很快赶到,身旁跟着睡眼惺忪的酒楼经理。他让经理扶陈元罡回房间,自己留下,和木子君连声道歉。
陈元罡岁数太大,有些叙述也偏于混乱,但好在,金红玫为什么来澳洲,那第一枚珠子为什么在长安旅社,都在他的叙述间有了眉目。夜太深了,他们草草说了经过,便分头回房睡觉。
木子君和宋维蒲走到房门口,她又忍不住摸了下剩下的几颗珠子。感到她有话要说,宋维蒲放缓了步子。
“我听到前面,还当陈元罡暗恋过你外婆,”她说,“听到最后,又不像。”
“确实不像,”宋维蒲认可,“不是所有男女间的感情都是爱情,他对你说话的时候,很尊敬。”
“不过听起来,她确实对我爷爷没什么感情了,”木子君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些珠子还要不要找。”
“看你的想法,”宋维蒲说,“我白天还得开车,去睡一会儿。”
木子君点了下头,目送宋维蒲进了房间。她也重新回到凉透了的被子里,用指腹一颗一颗地按过腕上的珠链。
屏幕亮了一下,难得宋维蒲主动给她发消息。木子君眯着眼睛点开,看见他的筹码头像后面跟了四个字。
[继续找吧]
他写道。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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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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