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喉咙酸涩，眼眶被寒冷的空气冻得格外刺痛。
昨夜难得鲜活的琼斯小姐，真的撞死在这片荒凉的墓园。
安妮的亲人们陆陆续续来了，一阵恸哭。
不过据说她的父亲还在远航大洋行商，消息一来二回，赶回来估计也至少是一个月之后了。
而后来的事，也就是预料的那些，被约谈，做记录，各种事。
而我脑海里一直是安妮那张苍白的脸。
或许还算幸运，院长并没有为难我，只调去后面那栋矮小的灰楼做一些杂活。
“谁能阻挡一心想死的人呢？”护士们常常说。
3.
我时常想起琼斯小姐，也总是梦见那夜她笑着躺在墓园的雪地里说听见大雪融化，下一秒瞳孔涣散，血液四溢。
那样温和而美丽的安妮，怎么会选择死亡？
其实我知道，大多数病人时常疯狂哭泣和嘶吼，而安妮的痛苦不同。
她总是安安静静的，拼命咀嚼生咽自己的情绪。白皙的手臂时有指甲的掐痕，有时候会听到她细碎的哭泣。
那些动静，就像扎到细碎的木屑一样微小，直到密密麻麻地布满身体后，她便从容地死去。
周围的护工女孩们也时常讨论起她。
“富人家的小姐，命却不好，可惜未婚夫不待见她，娶了新的。”
“这么年轻。”
“听说为了个男人死的，怪可惜。”
“自己精神有问题，迟早出事的。”
“……”
医院从不缺乏死亡。也就过了一周不到，安妮·琼斯的名字就鲜少被提起。
4.
早早醒了，没有睡意，我潦草地冲了杯滚烫的花茶，去楼梯间晃悠散步。
我第一次登上那座黑漆漆的钟楼。
楼顶空气还不错，能望见我曾经工作的主楼背影。
向下，我又看到那片墓地，雪地早就融化，墓地变成了暗沉的灰色。还是冬天更美丽些。
不过墓地要什么美丽呢？但起码琼斯小姐喜欢大雪天。
发着呆时，清扫阁楼的婆婆上来打扫灰尘，我们各自把对方吓了一跳。
“上帝……”她嘟囔着，“还真的好久没在钟楼见到人影儿了。”
我道歉：“钟楼风景还不错，就是太冷啦。”
她笑了，皱纹漾开：“是啊，风景还不错的。有个姑娘，早些日子也经常来这里坐着看风景。”
“还真有人经常来这里？”
“是啊。”她熟练地清理着大钟里的灰。
“这钟不是都坏了么，您还经常来打扫？”
“没坏，就是被锁上了。那姑娘是位病人，偷跑上来的，老是去摇这口钟，被发现了就没允许出来了。”
像是回忆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老人眼神温和。
“是这栋楼的病人吗？”
“是啊。中国女孩。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中国人呢。”
可是在这栋小楼里，我没见过什么中国病人。
奇怪的好奇心让我在午餐时，问了一位在这儿工作了很久的老护士长。
“中国病人？”她把手中的药剂放了放，思索了一会儿：“是有一位小姐。”
我的心突然就开始急速地跳了跳：
“那她在哪号病房?”
“好像是死了。”
“多久死的？”
“不清楚了。你去407病房看看，那间病房经常安置外籍病人，有张床空着的话，就是她的了。”
走到407病房时，我第一件事便是拉开窗帘。
没办法，太多灰尘了，好暗，这间房子这样密不透风，怎么能把人安置在这里？
这栋楼的病房规格一般是五六人一间，而这间黑屋里竟塞了十张床。
右手角落里的一间，被子有些发霉，没有生活痕迹。床褥薄得可怜，在干燥阴冷的都柏林更是硬得像块塑料片。好久都没有活人躺过，像露天的棺材一样冰冷。
只有床尾的姓名牌忘了更换，勉强证明这张床曾经被人用过。
"Zhao。中国。精神科。2月25日呼吸衰竭死亡。"
而2月27号晚上，是琼斯小姐自杀的日子，仅仅两日相隔。
诚然我知道寒冬难熬，奥辛伯格这段时日里死去的病人少说有六七个，这算不上什么巧合。
但直觉总告诉我，这位姓赵的东方女人无形中和琼斯有关。
很荒谬而无厘头的猜测，毕竟她们在这座医院里，一前一后，压根没见过面。
但我固执地想去更多地了解她。
即便卡片上连她具体的名字都没提及，宣誓死亡的字迹都潦草得要命。
5.
午餐时，我端着盘子主动坐在护士妮娜的前面，露出笑脸。
“嗨。”
她有些意外，但还是露出一个有些困惑的礼貌笑容来：
“史密斯护士，是吧？”
我问了她是否还记得上一个照顾的病人，在407房间3号床。
妮娜表情有些难看，似乎是责怪我吃饭时提一个不久前死去的病人有些晦气。
“赵吗？”她怪异地撇了一眼我。
我点头。
“有点印象。不过，她整日像个疯子，你懂的吧？”叉子卷起一小捆面，她撒了些胡椒上去：“整日嘟囔着，时而偷跑上去摇那口钟，时而趴在窗台盯着前面那栋主楼，不肯睡觉，又叫嚷着想要报纸看。”
“谁还有闲情给一个住灰楼的精神病人找报纸呢？”她讽刺地笑起来。
我盯着妮娜的脸，这下是真的没有胃口了，皮笑肉不笑地问：
“她要的什么报纸？”
“什么南京，什么中国，估计是以前待的地儿吧？嘿，你说她是不是偷渡来的？又碰巧是疯了。”
她反而问起我来了，叉子卷得愈发有劲。
南京？我心跳加快起来。
是那个南京吗？
是不是安妮念念不忘的南京？
耳旁妮娜还在夸张地模仿并咯咯笑着，我却脑袋嗡嗡。
“她被埋在哪里呢？”
妮娜怪异地瞥了我一眼，收回了笑容，觉得十分没趣，拿起了餐盘走了：
“不知道。”
也是，对于来历不明又无亲无故的病人们，多半是从墓园里随便找块空地草草下葬。
6.
我久久不能平静，鬼使神差地又去了407病房。
床底，窗台，抽屉里，都没有关于赵小姐的任何东西，好像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又跑向钟楼。
阁楼那样小，只有一堆杂物和一盆生灰的枯花，阳光刚好能照在上面。
地面靠墙处，我见到了一张英文报纸，捡起来扫了一眼。
在众多新闻中，有一行字样蜷缩在角落里：
“日军南京大屠杀持续至今，死亡数字不详。”
是那位赵小姐的民族历经的苦难么？
简短的一行字，印刷的墨迹都被磨没了。她一定一读再读，读了很多遍。
而背面，是密密麻麻的中文字，我不懂，但我看到了末尾空白处，有人拿铅笔写下的字迹。
歪歪扭扭，像婴儿刚学会握笔而在稿纸上胡乱划下的。
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Annie Jones.
安妮·琼斯。
7.
作为奥辛伯格一名默默无闻的护士，我每天都在灰楼干着枯燥的活计，行尸走肉一般。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它像浆糊一样粘稠在我的心脏，让我想迫切地做些什么。
无数个疑问在夜里升起，我压根睡不着觉。
安妮和赵小姐一定认识，可在奥辛伯格医院，她们知道彼此的存在吗？安妮是因为赵小姐的死，而选择死亡的吗？
可二人从未见面，又怎么知道赵小姐何时死去的呢。
况且，报纸这种文化用品，又怎么会分给灰楼？富有人文关怀的奥辛伯格医院反正不这样。
8.
次日清晨，在职工们的早餐时间，我再次踏入主楼。
好吧，我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
刚入医院时，我是负责管理档案室的，护士长问了一把钥匙过去，我便复刻了一把自己用。
后来，我又被分配给楼上的病房做监工，档案室的钥匙便留在我这里，再也没有使用过。
而我离开主楼时，没有人记得这样的小事。
前排柜子上，贴着琼斯小姐的黑白照片，没有笑，安静又柔和的长发披在肩上。
打开柜子，里面物品很多。我还瞧见了很久前送给她的礼物，一本关于南京文物的精装书。
我不知怎么就有些想流泪。
层层叠叠间，我看到了安妮的日记本。
那本日记从她来时便放在枕头旁，夹着一支昂贵的钢笔。
她总是写啊写，时而笑时而哭泣。
有好几次写日记时，我来给她更换棉被和桌布都不知晓。直到我靠近，她才吓得一耸肩，然后安静地合上它，也从不生气，只是叫我的名字，柔声地笑着跟我打招呼。
那样美好的琼斯小姐。
那天晚霞很灿烂，我坐在阁楼那口钟旁，第一次翻开那本泛黄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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