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沈念之开始帮忙打理客栈里的一些杂事。
起初是帮王嫂择菜、洗碗，后来陈老板让她帮忙记账，她写得一手好字，算盘也打得利索，陈老板看了她记的账本，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
再后来，沈念之也开始帮忙给那些不识字的客人写信了。
第一个来找她写信的客人，是二楼靠街那间房的老郑。老郑四十来岁，安徽人，在上海拉黄包车，住店快两个月了。他来找沈念之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纸上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地址，省、县、乡、村，一路写下来，到了村名那里写错了又涂掉，改了一个字，涂改的痕迹很重，纸都被橡皮擦破了。
“沈小姐，”老郑把纸递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头，又把一张印着红杠的信纸从怀里抽出来，纸上有三道折痕，折得整整齐齐，“帮我写封信，寄回老家，给我娘。”
“写什么？”沈念之坐在柜台后面，铺开信纸，把铅笔削好了。
老郑想了一会儿，说：“就说我在上海挺好的，吃得好，穿得暖，叫娘不要惦记，等我攒够了钱，过年就回去。让娘把屋里那间东厢房收拾收拾，年前我想托人回去把房子翻修一下，屋顶的瓦漏雨了，叫娘别自己上房，等我回去弄。”他说得很慢，每说一句都要停下来想一想。
沈念之写着写着，停下来看他。
“就这些？”她问。
老郑又想了想，“还有，就说我想吃她腌的咸菜了，那种芥菜疙瘩，搁了辣椒的那种。”
沈念之低下头，把这些话写上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得很认真。
等她写完念给他听的时候，老郑沉默了很久。他站在柜台前面，两只布满老茧的手搭在柜台上，低着头看着那张写满了字的信纸。沈念之把信纸递给他，他没接，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沈小姐，”老郑的声音有点沙哑，“再添一句，添一句说我挺好的，什么都好，让她什么都别替我操心。”
沈念之在信纸的末尾加上了这一句。最后老郑把信折了三折，放进怀里，付了两角钱，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沈念之一个人坐在柜台里面，面前摊着那个记账的本子，却没有算账，她拿起铅笔在账本的反面写了几个字，划掉了，又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最后她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一行字：苏州齐门外大街九十二号。
她盯着那个地址看了很久，把纸翻过来，在背面写：“念之已抵沪，勿念。”写了这七个字，笔尖停在纸上，开始发抖，墨水从笔尖渗出来，在纸上洇开一个蓝色的圆点。
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寄给谁，在苏州已经没有人在等她了。母亲两年前走了，父亲走得更早，苏州齐门外那间老屋子现在已经住了别的人家，主人家姓什么她都不知道。她写的那个地址只是一栋空房子，一栋住了别人的空房子。
可她还是想写，写信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种证明，证明她还有话要说，证明她还没有完全被遗忘，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等她回信。虽然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虽然那封信永远也没人收了。
她又写了一张。这次她写的不是地址，是一个人的名字，名字写上去之后她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涂掉了，涂得非常彻底，整张纸都涂黑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天气越来越冷。
到了腊月，上海下了一场雪，雪不大，落下来就化了，路面又湿又滑，走路时要格外小心。安仁客栈的生意比之前清淡了许多，二楼三楼住了不到一半的客人。陈老板说往年这个时候差不多都该回家过年了，客人只会越来越少，要到正月十五之后才会慢慢多起来。
也有人是不走的。
比如三楼走廊尽头住的那个拉胡琴的老头。老头姓孟，瘦小干枯，头发全白了，每天晚上都在房间里拉胡琴，拉的是苏北的调子，咿咿呀呀的，声音不大，但传得远，在安静的夜里听着格外凄凉。
比如二楼楼梯口住的那对母女。母亲三十出头，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女孩总是怯生生的，见了生人就往母亲身后躲。女人每天晚出早归，出去的时候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旗袍，回来的时候旗袍上总沾着酒气。有一次沈念之替她开门，闻到那股酒气，皱了皱眉。女人冲她笑了笑，笑容充满了疲惫。
“我在百乐门做事。”她说，“不是你想的那种，我管衣裳的，给舞女整理行头。”
沈念之没接话，只是把那碗灶上留着的热粥端给她。女人愣了一愣，伸出冻得发红的手接过去，低头喝了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她连忙用手背擦掉，又喝了一口。
“谢谢。”女人说，声音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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