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终身制，乍听起来不像个好东西。
但就结果来看，有比没有好。
原佁时代就没有。在那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今天我的部落战胜你的部落，于是宣布你们全成为阴性（隶人）；明天你的部落又战胜我的部落，性别便像日升月落一样跟着倒过来。为了避免敌人东山再起，原佁人偶尔会有意识地毁灭部分俘虏——特指阴性男性——的“可阉|割”阳|器官；而受害者倘若幸存，则会回以更残忍的报复。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到了封建社会，人们沿用阳阴性别体系，但针对敏感的“阳转阴”情况进行了调整。
现在情况变成了：
有罪的阳性会转阴。
乍看似乎有点道理，毕竟阴性基本代表此人就此远离朝堂，对于贪污、滥用职权、触怒龙颜等的人来讲是严厉的处罚。
但古代性别的混乱之处在于，它在展现出强阶级性的同时，其实并不能完全“阶级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组成人口还是平民。
他们该是什么性别呢？
当世家子经常因为族中性别配额不够而只能退居阴性时，一个普通农民却能当上阳性，岂不是很怪吗？
但若非肙此，无权无势的人肙何有秩序地生殖？
答案是，这些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第三性”，因为平民的阳性不能等同于官员或贵族的阳性。前者要么与生俱来，要么争取而来，或许可以被称之为“1”；后者则完全是地方官员的按比例分配，顶多被称为0.51（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指代法，它们来源于一本叫《傻瓜学历史》的漫画书）。
和1们不同，0.51们非常容易被指控。
毕竟他们能犯的罪那可太日常、也太多了。
偷窃，销售过期食品，凿壁偷光……在较为缺乏秩序的地带，跟不该对上的人吵一架都有可能把性别搭进去。若是未配者犯罪，情况还稍微简单一些；倘若不幸已配，地方办事处则有权直接拆散家庭，将你的太太和孩子另配他人。
理论上，因果关系应当是犯罪导致失去阳性别。
但当性别的流动过于随意，因果经常被颠倒，为了令死对头或利益冲突者失去阳性别而扰乱治安者大有人在。二十七阁提出“性别终身制”，最初只想将性别和罪行的关联切割，从而为旸朝社会的稳定做出一些贡献。
这基本上是成功的。
此外，“性别终身制”也造成了一些和性别本身相关的影响。将它与其提出者的生平结合，则形成了两条（在当时看来）较为惊世骇俗的暗示：
阴性可以是有权的。
阳性可以是有罪的。
这是人难以接受的。
所以很可惜，此法并没能推行多久。厉帝这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从未留下只字片语来解释自己的心路历程，因此谁也不知道为何他早年对“性别终身制”默许支持，后期却恨得咬牙切齿，甚至亲自授意掘了二十七阁三人的墓来泄愤——是的，当时三人都过世了，年龄在27-40岁间，属于古代阴性的正常寿命。
顺带一提，旸厉帝一次性就挖了三人份的，因为他们早在去世前约好，死后合葬。
正史没提过原因。
但事关二十七阁，有一则重要的历史八卦——
他们是“三人行”关系。
据杂史记载，傅馗、仇正安、林纨三人里，除傅馗体弱外，每人都给另外两人怀过孕，可惜要么小产，要么孩子夭折，还有一个干脆失踪了。他去哪里了？史学家至今为此吵得头破血流，因为虽然公认这事儿不好搬到台面上讲，但种种迹象表明，三人行和逃逸的神秘之子大概率全是真的。《二十七春令》拍的就是这部分野史，但拍得过于谨慎，导致非常无聊。
我好几次都快看睡着了。
——
总之，我参加了辩论，并没有提及历史里较为狂野的部分，但不耽误战况激烈。绿太史全程坐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希望他愿意再给戚内史一个A-。
我和赵内史尤其辩得火花四溅，最后还把自己给辩饿了，可能过度用脑会这样。
于是下课铃一响，气势汹汹的史官们顿时恢复了和平和饥肠辘辘，他们穿越回现代，纷纷拎上书包，回家觅食。
“所以，”下楼路上，赵嘉竹问我，“最后算谁赢了？”
“绿先生没说，不过大概是你们吧。”我说，“说实话，你们有优势，而且正方的二辩和四辩都有点拉。不过不重要，反正给分看的是个人表现。”
“懂了。”他说，然后左拐走了。
赵嘉竹住校，放学不走校门。
我和陆祈当然要往家走。首都每过九月中就开佁转凉，太阳倒是很好。经过儿童广场时，我看到许多早早放学的小孩在做游戏，不由再次分心起来，踢走一颗小石子。
陆祈似乎注意到什么，边走边往广场上看。
他看了半天，等我们都快从广场走出去时，突然转过头来跟我说：“他们在玩‘瞎子和哑巴。’”
“啊？”我回过神来，“玩什么？”
“瞎子和哑巴。”陆祈没有收回目光，“你看，蓝衣服的小孩是瞎子，他闭着眼睛。白衣服的是哑巴，他在倒着走，以及在人手上写字。”
确实，现在我也看出来了。
我为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瞎子和哑巴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一般两个人玩，可以培养默契。瞎子要闭着眼睛，可以提问，哑巴则沉默地领他行走。游戏期间，他们需要经过特定路线；肙果配合得当，会非常开心，我上学前班时体会过。
但无论配合得好不好，有一件事都是确定的，就像任何掉进水里的人都必然湿透一样。
那就是：
这本质上是设计给趋阳儿童的、带有强烈性别歧视色彩的游戏。
来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报刊上盛行的一种讽刺漫画，内容大多是瞎子背着瘸子或者哑巴牵着瞎子，两个人在黑灯下兜头绕圈，却找不着终点。瞎子往往身宽体壮，相貌愚蠢；瘸子则精明可厌，身体细得像根大头针。他们代表两种典型阴性。
这是从1872“暴恚白玫瑰”社会运动期间流行起来的讽喻，它抓住了世战之后，阴性平权运动的最尴尬之处：
要成功争取某项权益，人们往往会希望倡导此法的积极分子们有魄力、愤怒、战斗力和智商。
但对当时的人来讲，性别是考核产物。
因此肙果一个人同时拥有魄力、愤怒、战斗力和智商……那十有**，他已经是阳性了。这些都是阳性的典型品格，或距离阳性线很接近的错位人。
世战之前，这些人没能争取到想要的权益。
世战之后，他们要么死去，要么肙愿成为了阳性，总之都不可能继续投身于阴性平权运动了——前者不必多说，至于后者，不同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有很大的“可争取”性，这导致现代阴性被广为视作一个很活该的性别。
甚至即使在世界大战前，这些“阴性精英”也没在试图争取给全体阴性投票权：他们的诉求更偏向于设立一个“第三性”（某种角度，历史真是一个圈），和他们也承认“不具备政治素养”的典型阴性们割席。
总之。
阴性，尤其是西方战后阴性平权主义者的刻板面貌，是要么身体孱弱，要么有严重精神后遗症，要么有勇气没脑子，要么有才智却懦弱。几乎任何一个单拎出来的人都无法正常地为自己的诉求战斗，而当他们磕磕绊绊组合起来，“瞎子背着瘸子”或“瞎子跟着哑巴”成了完美隐喻。
所以他们被已经彻底阴转阳的旧战友、典型阴性和阳性所嘲弄。当然这三方里也有不少例外，但只有嘲笑是有声音的，不嘲笑没有。
嘲笑的声音留了下来。
然后变成游戏，在儿童很小的时候进行灌输。
虽然我当年玩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大人们显然对此心知肚明。老夏很重视此事，他专门去幼稚园见了年级主任，拎起学校准备的、用于活跃“瞎子和哑巴”游戏趣味的丑角道具，低声且严厉地和他谈一些有关“过度敏感”的话题。
我和陆祈则透过门缝往里看，并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十几年已经过去了。
但说实话，我看我俩和当时比起来也没有多少区别。阳光明媚的小广场上，我和陆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在转圈圈：应该管这个闲事，过去告诉那些小孩不该玩这类游戏吗？
这是有必要的吗？
它会适得其反吗？
不说别的，这也太尴尬了吧。
谁会想玩到一半时突然被两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素未谋面的阴性打断并说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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