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影教授这段时间有点忙,眼看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而自己撰写的有关箫梁王朝方面的专著,却似乎遇到了瓶颈,“壬辰之运”这一问题,最近一直困扰着他,令他无法写下去。
这几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历史文化,特别是南朝陶弘景所创立的道教上清派茅山宗对社会的影响问题。他发现在那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无论是江西龙?虎山的灵宝派道教,还是茅山的上清派道教,都似乎受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壬辰之运”的思想影响,期待太上老君这位道家救世主,出而为王,治世太平。特别是在南北朝后期,曾流传过一条神秘的预言,初期为“黑衣人亡高”,结果高家的北齐被穿黑衣的北周灭了,后期预言为“黑衣人降临,终结乱世”,导致穿黑衣的佛教盛行,就连皇帝都想出家为僧。
他注意到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为壬辰年,其后的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又是甲辰年,按照中国历法中采用六十甲子的历数方式,萧梁政权恰逢有“壬辰之运”。天下兆民皆殷殷期盼太上老君,在该年三月六日显现人世,拯救太平,而茅山上清派宗师陶弘景,也为此写下了一首极具有政治色彩和现实意义的《胡笳曲》,所谓:“自戾飞天历,与夺徒纷纭。百年三五代,终是甲辰君”,高度颂赞了此事,对此,吴教授感到十分疑惑,甚至有点不以为然。
他认为:道教《神咒经》中所谓的“自今壬辰之年,必有真君”之说,所谓的“壬辰”,不应当然地被认为,是指某一具体的历史年代,因为“壬辰”在道教中有孕育、生成之意,与老子的尚水思想和孔子的尚龙传说,是款曲相通的,并与西方历史叙事中的基督教“千年王国”思想,以及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到来前,耶稣基督将再度降世”之理念,也是高度契合的。也正因为此,他认为,这种“壬辰之运”之说法,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普通民众,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壬辰之运,只能算是一个神学符号。野史中所谓的"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下,天下大乐,一种九收,人更益寿三千岁",实际上只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美好期许或愿望。
而真正令他困惑的是:道教为什么要选择“壬辰”作为理想社会诞生的标志,或“真君出世”的象征符号,而不是选择甲子、甲寅或其他纪年?”。他曾看到过《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天宝元年春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似乎前朝的经典古籍,为此提供了明确的例证,并为“壬辰之运”夯实了理论基础。
由于此例证过于单薄,故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校的图书馆、老馆古籍部等地查阅,并曾让自己的学生李尔玉协助他到网上去查找过,后来他总结梳理了一下,惊奇地发现:历史上在壬辰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其实并不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也只有三件,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自己对“壬辰之运”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件,发生在公元前689年,这一年为壬辰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即:卞和在经历了向楚厉王和楚武王两次献玉失败之后,终于在这一年成功地将玉璞献给了刚刚继位的楚文王芈熊赀,从而导致了和氏璧的横空出世,并为秦皇传国玉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对后世王朝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第二件,发生为公元512年(壬辰年),也就是梁天监十一年的5月12日,北魏辖地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7.5级特大地震,山崩地裂,死伤无数,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和国殇。由此,吴教授得到了一个较为肯定答案,即所谓的“壬辰之运”,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契合了道教的阴阳理论,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为“天下大乐”、“真君出世”之好运,另一面为灾难降临之厄运。
还有一件,也是发生在公元512年,在这一年的10月,发生了一件为世人所疏忽的大事,即梁武帝派司徒慧明,持敕书到浙江宁波,将逃离四年的陶弘景请回了茅山。表明上看,这是帝王与道士之间的寻常小事,但其背后却牵涉到一件影响南梁国运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深藏梁宫的秦皇传国玉玺失踪之事。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大胆的推断和联想,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镇江焦山博物院贾副研究员的那篇论文。
贾副研究员在其论文中,提出瘗鹤铭的碑文应为陶弘景所书,其依据的是茅山道观的一处古井围栏上的字体,因与瘗鹤铭碑文的字体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该口古井是陶弘景被迫返回茅山的第二年,也就是天监十三年开挖的。并且《瘗鹤铭》的碑文,开篇就是“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明显突出“壬辰”和“甲午”这两个重要的纪年。
更有,他发现《瘗鹤铭》摩崖石刻发生的时间又恰恰是在南朝,并且碑文上的内容,充斥着道家的思想和脉搏。而碑文中的 “鹤”,与道教所提倡的“和”,不仅是同音,并且两者在内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道教的理论体系中,“和”就是天道,“鹤”则是天道的使者,玉是玉玺的实物形态,鹤则是玉玺的人格化,这时,他想起他的学生李尔玉的博士论文,其在答辩时称,秦皇传国玉玺是天道的托形立影之物,想到此,他内心大吃了一惊。其后,他又将《瘗鹤铭》的碑文与陶弘景所作的《胡笳曲》,进行了深刻的联系、比对和剖析,在此惊人地发现,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和互动,而这种互动,又极具现实蔓延与幻想交织之特征。这种托形寓意之方式,与《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的所谓“龟甲图谶”,竟然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前者以鹤代表天道的传国玉玺,后者借龟来象征天命的《河图洛书》,为此,他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亲自前去茅山道观,实地考察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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