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罩盖在我的脸上，护士正在剥我的衣服，我像一个血淋淋的水果，分不出果皮和果肉，无论如何他们也不好下手。
医生担忧地看了看我，接着问他：“你在哪里看见他的？找个笔记记录一下，方便给他找找家人。”
杨坤回答：“在永庆路的阿波罗迪斯科那边，我路过那里，”他比划了一下，“就见到个人躺在地上。”
医生又看了看我，眉头怜悯地皱在一起，叹了口气：“唉，阿波罗，那地方乱得很，经常醉酒斗殴，我们医院里都接了不少这样的病人了。不过那地方不是前几天关门了吗？我看里面的二流子全都跑了，竟然都不营业了，也不知道怎么个事情。”
杨坤顺着她的话说：“是呀，我也不知道。往常我走到那里很害怕的，那门口保镖，一个个的，吓死人了，我都不敢抬头看。这几天安生多了，才敢从那边儿走，心里还是直突突。”
他们聊得投机。在我的身上，还趴着两个扒皮的护士，一老一少，把我像个物件一样**地翻来翻去。对此我有些不自在，总想把□□遮住，但力不从心，使不上劲儿。
她们拿着冰冰凉凉的镊子，把我的□□和血窟窿戳来戳去，舒服极了。我抬头看着光洁的天花板，吊顶上有明亮的长形嵌入灯。看着看着，就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既是感动，也是委屈，又有一种还能活，还他妈得活的感慨之情。
医生注意到了，将杨坤拉到一边去，对他说：“一会儿警察会来录个笔录，还麻烦您多留一会儿，回答一下警察的问题，麻烦了啊。”
杨坤看着特别乖巧，特别好人相：“没问题没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应该做的。这样吧，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要是这人醒了找不见亲属，您可以先联系我。我好人做到底，有人遇到困难了，能多帮一点儿是一点儿……”
警察很快就来了。透过病房门的磨砂窗，我能看到他们相互靠近的影子。寒暄过后，便是问话的环节，杨坤还是那一套回答，说他是在阿波罗门口碰见的我，不认识，从没见过。对，看见的时候就受这么重的伤了。怎么受伤的？不了解，真不知道，就单纯路过。去哪儿？去上班，在兴福路北口那边做点小生意。个体户，给人修电器的，修手机，电脑，照相机，监控摄像头，什么都会一点儿。平时从来不去阿波罗，就偶尔，总共去过两回，跟朋友路过也眼馋，但消费不起，也就打打台球什么的，舞不会跳，不乱搞关系。为什么关门？这怎么知道，没相干的事儿。
我独自躺在病房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左面是一座小公园，里面有沙子地的广场，小孩的嬉闹声从那边传来。与这些欢乐的声音交杂着的，是杨坤接受审问的声音。他镇定、积极，语气中又有股老实巴交的作态，讲的故事令人信服。
突然间我对来问话的警察感到可悲，从杨坤那里他们一定是问不出什么来了。和我一样，杨坤肯定每天晚上也在脑子里进行这样的训练。
我们都在做蜘蛛的工作，用细细密密的谎言，将孤立片段的现实缝补起来，编制成一个巨大的网，来挡住令人恐惧的真相。这样的练习必须每天在头脑中进行，要达到非常熟练的地步，才能在被提问时，不费思考地脱口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杨坤和我是真的同伴。我们之间有作为杀手的默契，有对彼此技术的信赖。更重要的是，他救了我，把我从那个可怖的黑房子里搬了出来。现在还在为了救人一事，接受没完没了的问话，承担着出现错漏的风险。我们之间的确是同盟的关系。
这之后提问还进行了一刻钟左右，但反反复复，总归是时间，地点，人物相关的问题。你为什么某日的某时某刻在阿波罗门口，为什么把人带到医院来，怎么不叫救护车，等等。
我就这么百无聊赖地听了许久，风平浪静之下，心底却在强烈的隐隐不安。我想，这也许就是杨坤所说的“当事情变得太容易”。我们常在生死之间行走，拥有强硬无比的心脏，和绝对冷静的处事作风。一旦这种自信和熟练带来了松懈，暴露出细小的纰漏，说不定会引发怎样的狂风暴雨呢。
结果是无事发生。警察全然接纳了杨坤的谎话，夸奖他乐于助人，这件事就要这么结束了。
正当我松了口气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我听到护士的阻拦：“先生，您不能往那边去。病人正在休息，先生。”然后很快地，我的病房门被生硬地打开了。外面是之前在我家门口出现过的老刑警和他的小跟班。
他们气势汹汹地进来，但看到我的时候明显吓了一跳。我被关了将近一个礼拜，每天挨揍，又没有饭吃，已经瘦得脱了相，看不出是人是鬼。好心的护士还在阻拦他，老刑警却态度强横，亮出了警牌，说有重要的事要询问，让她不要干扰办案。
护士没好气地再次提醒他：“为了病人的恢复考虑，还请您十分钟内出来。都是人民公仆，别互相把事情办得太难看。”
我病巍巍地躺在那里，虚弱至极。并非我假装，实在是浑身疼得厉害。老刑警拉了把椅子，坐在了我的床头边，年轻的那个站着，依然掏出了他宝贵的小本子。
他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地，以一种严厉的神色看着我，嘴唇紧闭，双眼写满了“我已经知道你做了什么”的笃定。
我努力地睁大眼睛望着他。直到这时，我都不知道君君是否供出了我，我是不是要进监狱。但我已经不怕了，还有什么事情能和那个黑黢黢的房间相提并论呢。在经历了非人的虐待之后，被审判和判刑又算得上什么，我只要忍受就行了。
最后他终于开了口，以一种尽量温和的语气问道：“才一周没见，你呀可真是大变样。知道是谁把你打成了这样吗？”
我虚弱地开口，两片嘴唇硬邦邦的，像两片干梅子：“阿波罗的服务员。”
“私仇？还是别的什么理由？”
“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太小，以至于他不得不靠近一些，几乎要贴着我的脸。这让我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汗味，想必这个案子让他费了不少心思，连换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不知道？谁干的，因为什么，你都不知道？”
“咳，咳。”我重重地咳嗽两声，再次重复道：“不知道。”
老刑警坐直了身子，他明白了无论他问什么，我都会虚弱地和他打马虎眼。因此他放弃了和我的纠缠，打开天窗说亮话：“刘君君的案子，我调查了快两个月了，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我认为犯案的不是刘君君。”
他在这里停顿，仔细地观察我的表情。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忧，也许当下我天然的茫然无措，才是正确的表情也说不定。
“但是，虽然我这么认为，但在证据面前，刘君君和此案有关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警方现在搜集到的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不利于刘君君的方向。至于他本人，虽然拒绝认罪，但也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态度非常消极。”
这个意思是，他们找到了那件紫色外套。我不禁紧张了起来，担心他接下来的问题。
“在我们搜集到的证物里，有一件沾了血迹的外衣，你有没有见过？”
我摇了摇头。
“这件衣服上除了刘君君和肖东的头发之外，我们还找到了第三个人的痕迹。你猜，那第三个人是谁？”
是我。当下我紧张极了，过度疲惫的身躯下，心脏在快速地跳动，一种强烈地吐白的冲动将我驱使，我想要尖叫出声，说是我，是我干的，你们抓走我吧。
但我只是冷漠地摇了摇头。
老刑警又安静了下来，严厉地注视着我，一刻也没有松动。他身后的小跟班，那个年纪较轻的小刑警，也停下了手中的笔，学他师傅办案的模样。然后他突然给予了我一个微笑，说：“刚好你在医院。那根头发是谁的，化验结果咱们明天就能知道。”
我面无表情地松了口气。
老刑警还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但却被敲门进来的护士打断：“张先生，您的血液检查结果出来了。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关于这个您自己知道吗？”
什么？我露出了惊愕的神色，嘴唇难以抑制地颤抖着，发出喔喔的声音。
门外，杨坤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一瞬间，他的眼睛瞪得像俩灯泡。虽然他很快收起了这份错愕，但我想老刑警是看到了的。从我的角度看去，他侧身凝视着杨坤，久久没有移开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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