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国际航班落地云城国际机场。
我隔着机舱的玻璃窗，看见灰蓝色的城市天际线穿过云层，脚下的云城和记忆里的不太一样。
它是那么的繁忙、陌生。
我在美国待了七年。
十五岁那年离开宁家，被送进寄宿高中，从加州到康州，再到耶鲁大学。
我学得很拼，几乎不谈恋爱，不社交，不参加聚会。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夜里十二点睡觉，我听进去了余钰的话，我害怕被安排命运。
我像一台毫无感情的机器，只知道把课程表填满、成绩刷高、实习拼尽。
别人说我自律，其实我只是不敢停下来。
因为我知道，一旦停下来，我会想起余钰那天的背影，想起江深爬在地上捡钱。
我本不想回来的。
华盛顿的秋天很美，我原本计划去华盛顿读完硕士再留下工作，已经有导师愿意带我继续做课题。
但大哥的电话像一纸圣旨，他说：“爸身体不行了，你总该回来看看。”
我还是回来了。
机场外的风很大，云城的初秋已经带着些冷意。
我站在出海关的队伍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觉得自己和谁都一样。
七年前的我一无所有、卑微怯懦，而现在的我空这一身学位和七年留学经历。
这些没有让我觉得自己变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我继续低头生活。
我不知道爸到底病得多重，大哥没有细说，只说“你回来一趟，就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大哥不会无的放矢。
他是宁家真正的掌权人，他说让我回来，应当不止是看病人这么简单。
爸爸对我还是挺好的，无论怎么说，我都不能不回来。
毕竟我也已经七年没有回来过。
我忽然想起我成功申请耶鲁大学的时候，大哥第一次打电话夸我，说我“有出息”，说“爸最看重你”。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夸我，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宁家对我有某种认可。
现在想想，那不过也是驯服的一种方式。
从机场出来时，是大哥亲自接的我。
他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脸上多了几道皱纹，鬓角隐约也浮了白。
车窗外，高楼林立，霓虹炫目。
我记得七年前离开时，这座城市还没有现在这般热烈张扬。
车子驶进家门之前，大哥停下车，说爸爸在屋里等我。
我拖着行李穿过早已陈旧的石板小路，推开门，一眼就看见坐在阳台藤椅上的父亲。
那一刻，我怔住了。
他瘦了许多，皮肤松垮，眼窝深陷，额头和眼角是被时间一刀刀刻出来的皱纹。
他扶着根拐杖，拇指轻轻摩挲着木头那一段磨得发亮的部分。
他曾是宁家最挺拔的男人，低声一句话就能让厅堂上的人噤若寒蝉。
而现在，他像是落了一地沉默的旧叶。
“回来啦。”他抬眼看我，声音有些哑。
我走过去，蹲坐在他面前，想对他笑一笑，喉咙却哽住了。
“爸……”我轻轻握住他的手，他的干瘦冰凉，骨节突兀得像一根根老树枝。
他拍了拍我的手背，“你长大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盛满威严的眼睛，如今浸了风雪，混着疲惫与松动。
才七年，他就老成了这样，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高高在上、不怒自威的男人了。
“二哥呢？”我问。
大哥站在一旁，神色莫测地望了我一眼，慢慢吐出一句话：“他在吃公家饭。”
我怔住，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吃公家饭？”
我讶异地转头看他，“二哥考上公务员了？他不是高考都……”
“你啊。”大哥扯起嘴角笑了，眼神里不带一丝温度，“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单纯。你得小心点，别被人骗了还傻乎乎地帮人数钱。”
我没接话，只静静地望着他。
大哥依旧是那个能把话说得冠冕堂皇的大哥，永远温和得体，永远叫人猜不透心思。
我还是不明白二哥去了哪里。
甚至连余钰……也没有出现。
晚饭，大哥淡淡提起的：“你二哥离婚了，他现在在监狱，余钰走了。”
我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了片刻才慢慢放下。
“发生了什么？”
大哥夹了口菜，语气平静：“知道了也没什么意义。你回来看看爸爸就行了，其他事别掺和。”
我望着他，一瞬间竟觉得熟悉又陌生。
他说这话的神情像极了小时候父亲说“女孩子要留在家里养着就好”时的那种表情。
他们都习惯做决定，也习惯不告诉真相。
我看着眼前这个憔悴的父亲，还有沉默的大哥。
一时竟觉得宁家被岁月悄无声息地掏空了骨架，只剩下这些干裂的壳子在风中站着，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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