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典卖改变了土司地区的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熊家彦《虑患说》载：“各处汉民迁移，与夷民杂处，相为耕凿，名曰寄住户。”[15]480下寄住户又被称为客民、寄住客民烟户，多分布在永北直隶厅东部旧衙坪、华荣庄。旧衙坪、华荣庄分别为永北土知州高氏、土州同章氏管辖。因此寄住户实际上与土司建立了土地典买关系。土司、土目通过典卖土地获得了资金，可以应付征调军饷，与汉人形成经济依附关系；汉人则获得土地的耕作权或所有权[19]。然而，原来耕种土司、土目土地的夷民则“无田可耕”，以至于“生计艰难，各怀怨恨”[18]214下，215下。根据武内房司的研究，这主要是汉人对土地、山场的使用方式与土司夷民不同所致。汉人在山区主要进行专业化生产，将森林树木砍倒，培养菌类；亦有加入烧炭、炼铜等厂矿生产链的[4]。矿的冶炼需要大量燃料，日久则矿厂“附近山木伐尽”[13]14b，森林面积缩小，狩猎采集生计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司地区社会关系变得复杂，甚至出现了土民排斥汉人的现象。道光元年（1821）永北直隶厅土客之争即是此类事件。
在庆保、史致光方案的基础上，综合呢玛善的意见，形成了最终的解决方案：（1）汉民承买夷田，除已过户纳粮者仍听执业外，如汉民未经过户纳粮，悉按漏税律办理。此内有典质夷田利过于本者，即令夷民照原借之数量赎还田亩，不准计利。（2）土司管下夷人由伙头，寄居汉民由客长、庄头编排保甲，各查造户口清册，夷人由土司核给门牌，汉民由永北同知给发门牌。这一措施的结果是夷民、垦荒汉人都纳入了保甲体系。然而，由于土司贫乏，夷民拮据，到道光九年（1829）尚有价值契价银十万余两的田地未赎回。因而按照道光元年（1821）八月十四日的上谕，允许未能回赎而情愿将田土找卖与汉民管业，将田土计价划归汉民执业，使垦荒汉人有机会获得永北的寄籍身份，甚至续来垦荒汉人也可以合法地获得土地。此方案也成为道光以后清朝在云南其他地区处置类似现象的政策依据。
清道光元年（1821）云南永北直隶厅所属夷民因土司、土目典卖田土给汉民，引发夷民驱逐汉民。此后，清朝将禁止垦荒移民进入土司地区的政策改为允许其在土司地区耕种，并将其编入保甲，改变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关系。土司地区的垦荒移民编入保甲后隶属于流官管理，而垦荒移民的持续进入并典买土司土地，导致土司的控制范围逐渐变小，甚至夷民与土司之间的土地依附关系逐渐被夷民与垦荒移民之间的土地依附关系替代，土司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逐渐瓦解，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早期进入土司地区的垦荒移民亦推动了改土归流。道光元年（1821）永北地区夷民驱逐汉民的深层原因是府州县区域的人地矛盾。康熙末年，随着赋税政策的改变，人口日益增多，云南境内坝区田土已开垦殆尽，甚至“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雍正时通过对土司改土归流，增加田土开辟空间，甚至试图在高寒山区发展水稻，终因气候不适宜而放弃。直到美洲耐寒旱作物的传入使山区人口大增，外省人口也进入云南。尚未改土归流的地区有大量山场、土地可供开垦，成为接纳垦荒移民的重要地区，以至于“土司地方垦辟渐广，户口日繁”。垦荒移民从土司、土目手中典买山场、土地，改变了山场、土地的使用权，使土司所属夷民将没有土地耕种。此外，客商通过赊卖典押的方式获得山区夷民的田产，受到失去田产夷民排斥。如嘉庆时期临安府夷民高罗衣驱逐汉民以及永北直隶厅夷民驱逐汉民即是此类事件，但高罗衣驱逐汉民的善后政策对垦荒移民还是拒绝态度，到道光初年这种拒绝态度才发生变化，在将垦荒移民编入保甲的前提下，允许其附籍。永北地区对垦荒移民的处置原则奠定了此后云南的垦荒移民政策。如金沙江以南的大姚县受永北土客之争的波及，善后方案亦将垦荒移民和土司夷民纳入保甲，故道光《大姚县志》载“山土日辟，巉岩邃壑可种之地即有居民，勿论汉夷与土著，客民既居是乡，即为此乡之人，一体编入保甲”。此外，张圣愉在为永北善后事宜提意见的同时揭露了云南境内永昌、开化、广南的流民垦荒现象。继张圣愉之后，尹佩棻、杨殿邦的奏疏也引起了云南地方官员对流民的持续关注。以上地区清查流民基本上坚持了允许在移居地有耕地的垦荒移民编入当地保甲的原则，使其获得客籍身份。
《傣族史：改土归流中傣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小冯讲历史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傣族史。新平、威远的反抗，威远州建于元代，明为威远御夷州，境内有傣、汉、彝拉枯等族，土知州刀氏是傣族，从元代起即世袭为土官，清初仍受土知州世职。雍正二年，土知州刀光焕被加以“纵野贼”的罪名而革职，全家被安置于江西省，威远州即改土归流，设流官抚夷清响同知。所谓“纵匿野贼”的罪状，实质是一次反清斗争，而且是新平、元江、镇沅、威远、车里等地各族人民联合反清斗争。先是，新平境内鲁魁山、杨武坝一带，住着彝、傣、汉族他们各成支系，自有头目，其中杨、方、普、李四姓头目最强，清统治者久欲消灭这些地方势力。
鄂尔泰认为威远境内的拉祜等族人民，多有“同谋为变”的，复差总兵孙洪本率军入威远进剿，人民相率逃入深山箐林之中，孙洪本发大砲轰击，各族人民惨死于箐林中者数千人。尽管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各族人民的反抗怒火并未熄灭，威远拉枯族头目黑老胖等又联合了镇沅傣、拉祜等族人民，再度起事，焚烧盐仓，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这支起义力量才被镇压下去。橄榄坝的反抗斗争首，威远、镇沅改流所引起的反抗斗争，在统治者的枪刀下平息了，流官政权也因此得渐渐立住了脚。清廷的改流矛头，又进一步指向西双版纳，于是发生了西双版纳橄榄坝各族人民反迫害的斗争自康熙三年设元江同知驻普洱后，西双版纳境内已经开始有流官和内地兵丁驻扎了。
刀正彦与麻布朋被杀害，本身就是个大冤案，当地人民对此愤愤不平；清廷以武力进入橄榄坝后，派兵驻扎，作强迫改流的准备，而驻兵对当地少数民族恣意侵扰，使民不聊生。这就促使武装反抗的再次发生。雍正七年，李阿先等首先起事，放火焚烧清军营房，戍兵四逃。清廷以提督郝玉麟率大军入境镇压。橄榄坝人民知清军必来，纷纷南迁老挝等地，各村寨迁走一空，郝玉麟进驻后，深感武力镇压不能解决问题，于是采取政治手腕麻痺人民，严厉约束官兵不得侵扰，又善言招抚群众，使迁出的人又陆续迁回，计回归者一万二千三百户。普洱所属之攸乐地方，设同知一，游击一；猛乌、整董二处，各设盐课大使一；俱属普洱府辖。自此之后，澜沧江东的西双版纳地，全部改流了，江西之地仍由车里宣慰司统属，归普洱府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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