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月，这是九江一年中最美好的初夏时分。六月的阳光明朗热烈却不灼人，在我住的公寓楼下，总有清风从沙果树梢拂过，带来夏日繁华和清香。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洗漱完毕，简单吃上一碗面条后，就换上外出的衣服，偶尔也和吉他手敖博、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一起去长江南岸斜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排练。小雪每周都回来休息两天，每次都把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洗好，并叠得整整齐齐。一切程序都和往日并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敖博却不愿意再演奏流行音乐。敖博和我也经常为此事发生争吵。他说，我写的那些歌词越来越“迷幻”，“——迷路的迷，幻想的幻。我就这意思，你明白吗？”他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好像这还不够，继续两眼怔怔地盯着我，慷慨激昂地说，“我以为就你而言，大部分作品可能只有乐队自己喜欢，或者‘云山雾罩’或者‘囫囵吞枣’。其结果呢？是越来越小众，离大众越来越远。中国广大都市新青年如果荷尔蒙分泌过剩的话并不以摇滚为伍，而是以‘摇头’为乐。相信他们应该不会上穿着‘格瓦拉的狗头T恤，而贩卖的是破灭的中产阶级小资情调梦想说教者’的当。”
在他个人看来，人类社会再怎样演变，现代或后现代，人在社会中的种种困境却并未消解，人对自身存在的认知的要求也不会改变。一个脆弱的个体，无党无派，不从政，不拥有权力或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其地位，就如同自然界的虫子，而人不同于虫子在于人能思想，能用个人的声音说话。真正被迫害的痛苦并不可怕，你可以通过顺从，把苦役和惩罚变得荒谬，也可以以艺术作为天然的武器，用它去战胜囚禁、流放、羞辱等等。艺术，永远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艺术家真正该恐惧的，是被某类巨大力量所魇住，被它的荣誉和拥抱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因为那将让他失去自我。
对敖博这种做事不计后果的方式，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也不赞同。他以为敖博并没有深刻反思“责任”这个沉重的话题；当他把愤怒与挣扎变为激情之后，仅仅局限于发泄和威胁，长期原地打转，导致恶性膨胀，有碍于本身长足的进步。所以，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做生意发大财。全世界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人，他准备挣了大钱后，把我们全供养起来，什么事也不用干。他的发财目标宏观计划大概如下：一九八三年年底资产一千万；一九八四年下半年的三个月内给我们每人发一辆宝马车；每人还可以得房子一套，当然马上可以升级为别墅；发美女无数，应有尽有；……两年左右时间成为江西首富，以此类推，最终目标是超过李嘉诚，等等等等。结果就在他制定此雄心勃勃发财计划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和他的梦想一起被其父母和领导骗进了南昌市精神病医院。确诊为“妄想症”——强制治疗三个月。就在他自己知道被送进的是精神病医院时，他对他父亲只说了一句话：“爸爸，你这样送我进来，我以后出去怎么做人哪？”
六月底，敖博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器手，“花痴”段信军，一个能干的人，早年也曾经自己组过乐队搞过摇滚。在南昌可说是个小有名气的打击乐器手，外形和唱功都非常好。至于“花痴”绰号的由来，那是因为他每次去演出时，总会碰到一个卖香烟的女孩，那女孩也总是脉脉含情地看着他，等他演出的时候，她就进来捧场，每场必到；她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姊妹，也没嫁人，所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后来她卖香烟积攒的钱越来越少，最后为了看他的演出，大冬天把棉被都卖了。段信军知道这个女孩这么迷恋他，终于买了一床新棉被送给她。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敖博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已完全公开了他的所有理念，对社会积极鼓动，一不做二不休。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的那扇小门了。九江真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城市，太过平淡温和。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四个月的时光。在这漫长的夏季，我一心一意想的是怎样把我那一堆字体难看的手稿都变成铅字。三月份发表的那部中篇小说的稿费早已经用完了，再接下来大有变成灰暗的七月的危险。我必须将这些歪歪矶矶的文字换回一个个铜版，否则剩下的日子只能在不断地节省与忧心中度过。来九江这么久，我甚至还没有舍得自己花钱给小雪买过一件衣服，想来也觉得有点悲哀。
我忘了提，那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吉他手敖博、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一起喝酒时认识的那个梳着两条小长辫，大眼睛的小妞，曾给我来过一个电话。那小妞的声音小得几乎自己都无法听见。当我确定她已生病并且一时找不到人帮忙时，在问明她确切的住址后，我决定陪她去一趟医院。
其实小妞是我对她的昵称，第二次同她见面时，我才知道她名叫林芳。她住在九江机械厂一幢单位公房的一楼。那公房位于大中路的一个小院子里，门廊已经朽坏，向地面下斜。院子地势由高至低，靠马路的大门口处在最高处，公房则一幢幢都矗立在低洼处。院子里除了长有一些杂草以外，还有满眼的合欢树。我敲了半天门，里面却沉寂无声。我又在门上敲，敲得更响了。门终于打开了，“进来吧。”
“你病了吗？哪里不舒服？”
“昨天晚上有点发烧，身体开始不停冒虚汗，手脚乏力，头昏得厉害。”小妞说道，“我打电话给几个友女，可她们都不在。所以我就想起了你，找到你的电话。”
我听出她的声音几乎快要哭出来，又说，“我带你去医院看病吧！打两针来得快些。”
“真不好意思，要麻烦你了。”小妞说罢，垂下了双眼，她脸色苍白。
小妞今天穿着一件漂亮的格子罩衫，是沿对角裁剪的最新款式。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她的脸上，两条长长的小辫子已完全松散开来，而额头上正流着汗，整个人看上去十分虚弱。
过了片刻，我在小院门外拦住一辆出租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一个小伙子驾的车。小妞穿越人行道，她登上了出租车。
我让司机把我们捎去一七一医院，并一路安慰小妞，告诉她一七一医院是军队医院，今天会比其他医院人少些，不用排很长的队。军医有军人作风，比起那些所谓大医院，起码不会把小病当成大病治疗。
马路对面，有漆成黄色的宽线条。行人一小群一小群地穿过，汽车停在黄条的两边。阴井盖，人行道上的方格，所有瘢痕，久积的干痰，烟头都有增无减。我想，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废物扔在地上，灰尘在不断地落下，马达在汽车发动机罩里疯狂地旋转，火车在飞快地向前行驶，火星四溅。一种沉闷的振动此起彼落，潜入身体，渗透到器官内。还有这么多疯狂的脚，鞘翅，薄膜，爪子——人类是不是都病了啊？或许这些才是真正的战争信使？因此才会招来这一群群苍蝇，鳃角金龟，秃鹫，翼指龙和吸血鬼：它们似乎在那些已经毁灭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它们在寻觅血液、流汁……我一路都在迸发着这些奇怪的念头，不知不觉出租车已开到了医院门诊的大楼前。下车后，我搀扶着小妞来到门诊大厅，并让她坐在墙边的椅子上休息，之后又到窗口挂了急诊号，买了病历。
我们到了内科诊室，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在坐诊。小妞的眼神开始变得有些慌乱，我平静地对大夫说：“医生，麻烦您借一下笔。”
“把病历填好，有没有过敏史要记得填！”老大夫又转过脸问小妞，“你哪里不舒服了？”
“胸部胀痛，右边□□里有硬块，一碰就很疼。身体也有点发烧，冒虚汗，手脚乏力，头昏得厉害。”
老大夫在听完小妞对病静的描述后，又断定是乳腺囊肿，并让小妞到隔壁病房做检查，然后就在诊条上写着，并告诉我，需要做细胞化验，拿结果给他看。
走在楼梯上，小妞却站着纹丝不动，好像意识到有不幸。她第一次听到大夫断定自己是乳腺囊肿时，差一点就晕倒了，要不是我用胳膊半撑着她，就一步也挪不动了。我看见她那双曾经不停闪烁聪睿的大眼睛不再明亮，黯淡得令人心疼。
她问我乳腺囊肿会不会是癌症？她说，“如果是，我就不治疗了，免得浪费钱。在病发前我要去一趟云南，看看向往的香格里拉，万一疼得受不了，先吃止疼药，不行了就搞些鸦片麻醉自己，葬在那片真正的蓝天下，会让灵魂净化。”
我告诉她千万不要这样胡思乱想。直到办完缴费、盖章一切手续后，小妞进了化验室，我便觉得没有理由跟着她进去，就走到门口，坐在椅子上等结果。二十几分钟后，我们拿着化验结果单到了楼下。
老大夫看完化验结果后，又说，“没错，是乳腺囊肿。主要是由于内分泌紊乱引起的。”
我不懂什么是内分泌紊乱，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又问老大夫，“这病严重吗？”
“先开药吃吧！吃药是能治好的。当然，万一控制不住就不要拖，尽量做手术，不要吃辛辣和刺激的食物。发现疼痛加重马上来医院治疗，拖的话则会引起病变。”老大夫很仔细解释说。
我拿着处方要去拿药，但被小妞拒绝了，她不愿意再让我掏钱。
她说，“让你垫钱这怎么行。药我会改天去银行取回钱后再拿，又不麻烦你了。”
“瞧你都病成这样，能不能不谈钱？除了把你当朋友，起码我还是个男人吧！”
“对噢，是个好男人！”小妞温柔地说道，并笑了起来，“你对我真好。”
“这样我们做朋友不是更容易了么？”我淡然地回答，一副罪恶难改则安之若素的口气。
小妞的脸又红了。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把我的话一半当真，一半看成是在逗自己。和小雪一样，小妞性情温顺，这样青春年少就注定要将花容月貌空耗在针尖与药瓶上的话，那真是暴殄天物了。后来，又说了几句颇为愉快的话之后，我忙着到窗口拿药。
送小妞回家时，将近六点钟，窗外已不是那么明亮，在看着小妞把药吃下去后，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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