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迪才心里琢磨着，武陵离我们家有20多里，是一处比我们这里环境更恶劣的老高山，一路是悬崖峭壁，山陡路险，加上又是冰天雪地，欧迪才心里不由自主地打颤。那路途的艰险，光是想象就让人感到胆寒。欧迪才迅速把火烧燃，把水温上，帮施伯伯揉搓裤脚上的冰凌。火光照亮了屋子的一角，映出他们忙碌的身影。那晚，施星灿和欧迪才在一张床上睡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清晨，他就早早地走了。那匆匆的脚步，带着对工作的执着和责任。
从那以后，施星灿常常来欧迪才家，欧迪才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多起来。偶尔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向欧迪才讲述北平解放和抗美援朝的故事，那些战场上的硝烟弥漫、生死瞬间，仿佛就在眼前展开。欧迪才就会被那些战场上的惊险情节所吸引，而每次这样的时候，他就会话锋一转，告诉欧迪才：“是**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好好学习，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把家乡建设好。”也每当在这时，他就会提出一些**语录来让小伙子们背诵，欧迪才记不住的，他就会教几遍，甚至用粉笔写在墙上。那一笔一划，都充满了他的期望和信念。
施星灿在车罗的时间长了，关于他的故事也多了起来。
利川当时的财税干部每个人负责很大一片区域，但一年的税收也就是几千元，多的才上万元，因此财税工作人员要一分一粒地去抓税收。40多岁的施星灿常常要走上近20公里的山路，到自己所负责管理的偏远乡村收税，即使只收一块钱，他也从不放弃。那崎岖的山路，仿佛是他与责任之间的纽带，无论多么艰难，都无法切断。
1976年冬，武陵大队有一个农民叫杨英鸿，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老高山上，他自认为没有干部会去那里收税，就偷偷杀了年猪，划算着逃过一块五毛钱的屠宰税。
可这事还是让施星灿知道了。他从大塘财税所出发，经过六七个小时，走了近五十里山路，来到杨英鸿家，要他补缴税款。那漫长的路途，他的脚步未曾停歇，心中的信念坚定不移。可杨鸿英说，家里没有钱，你过段时间再来吧。杨英鸣打发走了施星灿，以为他再不会为了一块五角钱，大老远地去找他。
可是一个星期后，施星灿再次出现在杨英鸿家。杨英鸿向施星灿求情：“真的没有钱交。”施星灿没有发火，仍然耐心向他讲解，交税是国家政策规定，如果大家都不交，国家靠什么来维持，我们会像旧社会一样挨别人的打呀。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杨英鸿嘴里答应着，心里依然打着小算盘。
施星灿离开了，杨英鸿想，我不信，你还会来第三次。就这样，大概又过了十来天，施星灿真的又来了。施星灿诚恳地告诉他，税是必须要交的。杨英鸿知道再熬不过这个老革命了，只好如数交纳了税款。杨英鸿后来提起这事就说：“这个干部真的‘下得坡’，为收我一块五毛钱的税跑了三趟，我再不交实在不好意思了。”那一次次的坚持，彰显了他对工作的执着和认真。
施星灿在车罗的主要任务一是收税，二是发展生产。从1973年他来到车罗后，在做好税收工作的同时，全身心投入到烟叶发展之中。他自己不懂技术，就首先学习，再来到百姓家讲解示范。他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专业书籍，在笔记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要点。施星灿每次下乡时总是背着泥瓦匠的一套工具和一本烤烟技术手册，帮群众修建烤烟房，为他们传授烤烟技术。那沉重的工具包，是他对百姓的承诺和付出。
有一次，施星灿为一家农户烤烟，当时下着小雨，风很大，火烧不燃，开始大家以为是烟囱堵了。施星灿那时已50多岁，依然不顾危险，爬上4米高的烟囱，半边身子趴在烟囱上；用长棍子向下用力捅、左右搅。从烟囱顶上爬下来，他满身全是泥巴，脸上被熏得黑黝黝的。那艰难的身影，让人动容。烟囟掏空了，可火还是不燃，他又找来一个手动鼓风机，使劲摇，硬是把火烧起来了。一房烟叶烤下来，施星灿往往要在烤房的苞谷草壳上睡上一个星期。车罗的老百姓都说：这个施老汉真的吃得苦，纯粹就是一个农民，哪里像个干部。有的人好奇地问他：“你这么辛苦，图什么啊？”施星灿回答说：“比起在战场上枪林弹雨的，这算什么苦啊!老百姓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好过了，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才有饭吃嘛。”那朴实的话语，饱含着他对百姓的深情和对工作的热爱。
在车罗的日子里，施星灿不知疲倦地寻找税源，没日没夜地发展生产，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享乐得失。一次，施星灿一进欧迪才家门就喊：“大毛大毛，快来帮我抓蚤子，身上太痒啦。”欧迪才接过他脱下的衣服，看到他身上满是小红疙瘩。施星灿告诉欧迪才，他当晚开完屠工会后，住在一位村民家里，房子太小，几头猪和人混居，睡着睡着，就有猪仔来到腿边拱来蹭去，身上也被蚤子咬得奇痒难受。那艰苦的条件，他从未抱怨。
施星灿和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做，和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车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施星灿的名字。老百姓常常在茶余饭后提起他，哪天为欧迪才家里挑了水，哪次为欧迪才家里打扫了院坝，哪回帮欧迪才挖了药材……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足迹身影，留在了车罗的莽莽群山之中，也印在淳朴、勤劳的山里群众心中。那一个个温暖的瞬间，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施星灿于1980年离开车罗，从此与欧迪才很少见面，但他教导欧迪才好好读书的话却时常在欧迪才耳边响起。那话语如同明灯，照亮了欧迪才前行的道路。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欧迪才从当初的小伙子长成了大人，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2005年，欧迪才接到施星灿的一封信，说有一批书籍想捐给学校，希望老师们来领回去。欧迪才带着几位老师来到了施星灿家里，看到当年与欧迪才一起睡觉、一起捉蚤子的老人，依然那样慈祥，那样和蔼，说不出有多么高兴。老人已认不出欧迪才了。欧迪才激动地喊道：“施伯伯，欧迪才就是我，您当年喊的‘大毛’呢。”老人紧紧握住欧迪才的双手，上下打量着欧迪才，声音颤抖了，他几乎不敢相信，当年那个小伙子就是眼前这位已年近五旬的教师。老人热情地把欧迪才接到家里，欧迪才和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各自经历。
欧迪才告诉老人家，车罗现在已有了通村公路，乘车上去只要几十分钟，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有电灯电视，多数人都用上了手机和摩托车，人平纯收入达3000多元。听到这些变化，老人开心得像个孩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老人说：我这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就是为党工作的那几十年，现在老了，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了，积累了一些书籍想捐给学校，希望同学们能从中有所收获。
老人再三叮嘱欧迪才，要教好学生，让他们成为有用之才，特别是在这个新时代，很多人的思想变了，更要教育好下一代，对党充满信心，对**事业充满信心。30多年了，他依然是当年那样谆谆教导，依然保持着一个**人的忠实信仰。那一刻，老人的形象在欧迪才心中变得更加高大。
老人捐给欧迪才学校的书约有1500多册。欧迪才叫来三辆手拉车，才把书拉到车站。老人也来到车站为欧迪才送行，最后连三辆手拉车的15元运费，也不让欧迪才出。
老人说，学校困难，不能因为我给你们捐了几本书，反而增加你们的经济负担。
从此，三角桩小学的阅览室放满施星灿老人捐来的书籍。这些普普通通甚至发黄的书籍，是一位八旬老人凝聚半生的心血，积累终生的财富，是一位陈年旧友对故地的牵挂，对亲人的期盼，更是一位**人看护大山的灵魂，坚守信仰的见证。
也正是在施星灿精神的影响感召下，利川市国税局的全体干部职工，团结战斗，克难奋进，成绩可圈可点。2009年被恩施州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010年被利川市委表彰为“五好班子”，2011年被湖北省国税局表彰为“五好班子”，连续四届获得“全省最佳文明单位”称号，20多人次受到省级表彰。施星灿的先进事迹，也多次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1981年、2010年，施星灿两次被利川市委表彰为“优秀**员”；2005年，被利川市委表彰为“一心为民优秀**员”；2010年，被恩施州委表彰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11年，被评为全州国税系统“国税之星”和“感动利川新闻人物”；2012年，恩施州委还将他作为“道德模范”，推荐到省里表彰；同年7月，被表彰为全国税务系统创先争优典型，12月底被国家税务总局表彰为“我身边的好税官”，被湖北省委表彰为“全省创先争优先进个人”。
他是一个永远没有退伍的兵，很多熟悉施星灿的同事谈起他都有这个印象。跟施星灿一起转业的81岁退休干部赵光勋介绍，施星灿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兵，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趴过雪窝、负过伤，并先后12次立功受奖，于1966年自北京某部队转业来到利川。当时，施星灿主动向组织申请，要到利川最偏远的地方工作。在施星灿的强烈要求下，组织把他分配到了离县城最远的文斗区。去文斗后，任财经所指导员的施星灿在分责任区上，首先让其他同志选择收税区域，自己承担起最艰苦的任务，前往文斗最僻远的黄土一带收税，一言一行，都是一名军人的作风。此后，因工作需要有过调动，但是无论在哪里，他都坚持把轻松的任务让给其他同志，自己则前往最偏远的“老高山”收税，还想方设法培植税源，为当地农民造福。为了攻克烤烟技术，他带头钻进烟囱掏灰；为了去山里农家收税，他夜宿农家，与猪同睡一屋!任何苦，在他眼中都不算什么!诚然，和他经历的枪林弹雨、生死考验相比，这些苦已不值一提!
40多年风雨征程，从部队到地方，从乡村到城镇，从意气风华的青年，到沉稳干练的中年，再到炳烛之明的老年，岁月在不停更替，时代在不断变迁，可留在施星灿身上的那种一心为国、一心为公的胸怀却没有变，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精神却没有变，立足岗位、坚守信念的高尚品德却没有变。他一路走来，传递给人们的是立德立言的至信和做人做事的至诚。
不仅施星灿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他的爱人周秀兰也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武陵山区的父老乡亲。
原大塘农具厂厂长、党委书记朱占常回忆起与周秀兰一起共事的日子，至今仍记忆犹新。1973年，周秀兰从原文斗农具厂调入大塘公社农具厂后，一直任出纳和农具门市营业员。当时的农具门市主要经营锄头、铁器、木器等“五小”农具，周秀兰任出纳和门市营业员期间，从来没有差过单位一分钱。那一本本账目，她记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1976年，农具厂从大塘搬到普庵，周秀兰兼任伙食团长，在普庵期间，农具厂开设了一个面条加工厂，每年结算后的资金全部交周秀兰保管，单位所有经营人员交给周秀兰的钱是500元，1980年，当新任厂长清理账务，盘点现金时，500元钱不差一分，并且有些钱已经被虫蛀了。周秀兰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大公无私的做法感动了厂里所有人员，一些员工纷纷表示，要是象周秀兰这样的同志再多一些，农具厂的发展壮大就会大有希望。
1973年农忙季节，农具厂员工下乡支农，帮助大塘村农民插秧，平原出生的周秀兰不能下田，开始下田的时候需要人扶，一下田，聪明的周秀兰很快就学会了插秧。一次插秧时，一个蚂蝗侵入周秀兰的脚上，她不知道怎么处理，用力将蚂蝗扯出来，没想到蚂蝗侵入人体后不能用力往外扯，周秀兰的脚一下子肿了。没有办法，周秀兰只能请人将蚂蝗干掉。蚂蝗被干掉后，别人见周秀兰仍拖着红肿的脚在插秧，劝她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她却硬是坚持把秧插完才休息。那坚定的身影，在稻田中显得格外耀眼。
周秀兰开朗乐观的个性给同志们乐观的个性、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动了插秧的农具厂的员工，给当地农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平时一向乐观、为人随和，从不在背后说小话、从不与人争吵的周秀兰，有一次为国家利益还与人争吵过一次。
那是1974年，当时大唐农具厂的杨姓副厂长到利川市毛坝区推销篮竹筷子，杨在下乡期间不仅贪玩，还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见到人说鬼话，经常占点公家的小便宜。周秀兰在对账中发现杨贪污公款，在党员会上与杨大吵一番，杨迫于压力，将贪污的40元钱退还给单位。
杨姓副厂长事后多次给周秀兰道歉，周秀兰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参加工作10多年了，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我从来都是公私分明，对别人占单位和国家的便宜，我看不惯，对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我也看不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只有靠大家一起维护，事业才能做大做强！”周秀兰一番话，说得杨副厂长哑口无言。那坚定的态度，捍卫了正义和原则。
受施星灿和周秀兰的影响，已经退休多年，93岁的朱占常还在与后人一道打拼事业，朱占常与后人朱宏利、朱宏孝一起办的出口企业——利川市宏利猪鬃有限公司，事业做得红红火火。
朱占常告诉前来采访的人，施星灿爱读的书是《**著作》、《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自己也是当过兵的人，受施星灿和周秀兰的影响，跃然自己当了28年的厂长，但始终坚持两点原则：不贪污、不挪用一分公款，不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个人做到作风正派，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那传承的精神，如同火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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