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固执地向前流淌，转眼到了二十三岁。许知言勉强从大学毕业，找了一份不需要太多与人交流的技术性工作。他看起来“正常”了许多。
雾霾蓝的发色依旧，已经成为他个人标志的一部分，只是褪去了少年时的张扬，变得沉静，像一层挥之不去的哀愁底色。二十三岁的他，面容褪去了十七岁的尖锐叛逆，多了几分成熟的轮廓，但眼神深处总藏着一抹无法化开的郁色。
幻觉已经很少出现了。并非遗忘，而是剧烈的疼痛最终变成了某种缓慢而持续的钝痛，如同背景噪音一样存在于他的生命里。他学会了与这种痛苦共存，习惯了这种缺失感。
他不再抗拒看心理医生。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成了雷打不动的日程。他会在固定的时间，走进诊室，平静地、甚至有些机械地讲述自己的状态，偶尔也会提及夏枳，提及那场意外，但情绪很少再有巨大的波动。仿佛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很久远的故事。
医生说他是在用理性强行压抑情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也提醒他需要学会真正地疏导和接纳。许知言听着，只是淡淡地点头。他并不期望“痊愈”，他只是需要一种方式，让自己能够“正常”地活下去，不至于彻底崩溃。看医生，更像是一种程序性的维持。
他的生活极其规律，上班，回家，看医生，偶尔弹吉他（但再也不唱《栀子香告白》和《栀子与夏》），照顾阳台那盆常年不开花的栀子花。没有社交，没有娱乐，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父母看着他这样，既心疼又无奈，时间久了，也只能接受儿子可能一辈子都会活在这片阴影下的现实。他们不再劝他染回黑发，不再劝他结交新朋友，只是默默地关心着他的日常生活。
外人看来，许知言或许已经“走出来了”，至少他能够正常生活工作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荒芜和自责从未减少分毫。他只是用尽了全部力气，才让自己勉强停留在岸边，没有被那名为悲伤和悔恨的海洋彻底吞噬。第六个年头，每一天都依然像是在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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