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最终庭审：心理与法律的双重博弈
高伟的那通挑衅电话，像一剂毒药，彻底激活了凌薇骨子里的狠厉与决绝。她不再仅仅满足于通过常规法律程序施加压力，而是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人脉和资源，布下了一张全方位的天罗地网。
秦妍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将她那群三教九流、遍布各行业的朋友能量发挥到了极致。高伟过去那些被掩埋的烂事——学生时代未被追究的欺凌、利用家庭背景进行的灰色交易、甚至是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私生活丑闻——被一件件挖出，整理成册，通过各种隐秘渠道递送到了能影响假释评估的关键人物手中。
同时，凌薇提交的、附有那通电话录音的紧急报告，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电话内容**裸地展现了高伟对受害人的恐吓、骚扰，以及对司法程序的公然蔑视。其心理评估的风险等级被紧急上调至最高。
一周后，假释委员会召开了紧急闭门听证会。凌薇作为受害人代表出席，她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表情冷峻，陈述条理清晰，证据确凿，将高伟假释期间的种种违规行为和极高的再犯风险剖析得淋漓尽致。她没有流露过多情绪，但那份冰冷的愤怒和绝对的坚定，比任何哭诉都更有力量。
结果毫无悬念。高伟的假释被当庭撤销。
这意味着，他将被立即收监，继续执行剩余的刑期。并且，由于此次严重违反假释规定，他未来再次申请假释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消息传来时，凌薇正在律所开会。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听完助理的汇报，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便继续手中的工作。但坐在她旁边的苏瑾，清晰地看到她在桌下紧紧交握的、指节泛白的手，缓缓地、一点点地松开了。
笼罩在头顶的最大威胁，似乎暂时解除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高伟及其家庭显然不愿坐以待毙。在被收监前，他们利用最后的时间和人脉，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聘请了知名的律师团队，一方面对假释撤销的决定提出上诉，另一方面，竟反过来以“诽谤”、“诬告”和“滥用司法程序”为由，对凌薇提起了民事诉讼，并向律师协会提交了投诉，试图将她拖入泥潭，破坏她的声誉和职业生涯。
一场新的、更为复杂的法律战，猝不及防地拉开了序幕。
这一次，不再仅仅是针对假释违规，而是涉及更广泛的名誉权、职业操守的正面交锋。战场从假释委员会的听证室，转移到了正式的民事法庭。
庭审日。
法庭庄严肃穆，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媒体记者、法律界同行、还有不少听闻风声前来关注的人，将空间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绷的、山雨欲来的气氛。
凌薇坐在被告席上，一身利落的深色套装，脊背挺得笔直，面容冷静如冰，唯有微微抿紧的唇线泄露着她内心的波澜。她的目光锐利如鹰，扫过对方律师团队，扫过坐在原告席上面色阴沉的高伟父母，最后与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的苏瑾目光交汇。
苏瑾今天也穿着正式的套装，目光沉静而坚定，对着她微微颔首，无声地传递着支持。她的存在，像一枚定海神针，让凌薇翻涌的心湖稍稍平静。
庭审开始。对方律师率先发难，言辞激烈，指控凌薇出于个人恩怨，夸大事实、捏造证据，滥用法律程序对高伟进行打击报复，严重损害了高伟及其家庭的名誉，并试图利用舆论施加不当压力。
他们甚至传唤了几个被秦妍挖出黑历史的相关人员作证，试图证明凌薇的调查手段“逾越边界”，证据来源“可疑”。
法庭上的攻防战激烈异常。唇枪舌剑，证据往来，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质询、辩论。
凌薇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冷静。她如同最精密的仪器，逐一拆解对方的指控。对于证据来源，她以“合法线人提供线索，经核实后采用”为由，滴水不漏；对于“夸大事实”，她直接出示了高伟的案底记录、骚扰短信、电话录音、以及雇佣灰色人员的证据，每一个环节都逻辑严密，形成闭环。
她的陈述客观、冷静，甚至不带多少个人情绪，只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法律条款，一步步构建起坚固的防御，并时不时发起犀利的反击。
“法官大人，对方指控我的当事人‘滥用程序’，”凌薇的声音在法庭里清晰回荡，“但纵观本次事件，真正在滥用程序、试图以诉讼为武器打击报复受害人的，恰恰是原告方。我的当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律框架内，为保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正当且必要的措施。假释被撤销，是其自身行为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非我的当事人所造成。”
她的气场强大，逻辑无懈可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庭审的节奏。
然而，法律战争从来不仅仅是法条的交锋，更是心理的博弈。
对方律师眼看在事实和法律上难以占到便宜，开始转变策略，试图攻击凌薇的“动机”和“心理状态”。
“凌律师，”对方律师在交叉质询时，语气变得意味深长，“你一再强调你是在‘保护自身安全’。但我们注意到，你与高伟先生的过往纠纷发生在多年前的学生时代。你是否承认，你对我的当事人存在着某种……超出常理的、持续性的恐惧甚至……怨恨？这种强烈的个人情绪，是否影响了你对事件的判断，导致你反应过度，甚至……不惜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
这个问题极其阴险，试图将凌薇描绘成一个被过去阴影困扰、无法客观判断、甚至因私怨而偏执报复的形象。
旁听席上一阵细微的骚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凌薇身上。
凌薇的身体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这是直击她软肋的问题。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苏瑾。
苏瑾的目光依旧沉静，对她轻轻点了点头，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鼓励。
凌薇深吸一口气，再抬起头时，眼神依旧清明而坚定。她没有回避问题，而是选择了直面。
“法官大人，我承认，过去的经历确实对我造成了创伤。”她的声音平稳，甚至带上了一丝坦诚，“任何人在经历过恐吓和骚扰后，都很难完全忘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判断失真，更不意味着我会因此罔顾法律。”
她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对方律师：“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暴力的威胁，我才比任何人都更敬畏法律，更坚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而不是诉诸私力报复。我的所有行为，都有确凿的证据支持，经得起任何检验。对方律师试图用‘心理状态’来模糊焦点，质疑程序的正当性，这才是对法律精神的真正亵渎！”
她的回答不卑不亢，既承认了创伤的真实性（这反而增加了她的可信度），又坚决地将个人情绪与法律行为区分开来，牢牢守住了立场。
对方律师一时语塞。
就在这时，凌薇的律师团队向法庭申请传唤一位专家证人——正是苏瑾。
这个安排是凌薇和苏瑾共同商定的。与其让对方不断纠缠“心理问题”，不如主动出击，由专业人士进行阐释和定性。
苏瑾站起身，走向证人席。她步伐平稳，气质从容，专业的姿态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她宣誓完毕，目光平静地看向法官和陪审团。
凌薇的律师开始提问：“苏瑾女士，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疗愈师，你是否接触过来自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者？”
“是的，很多。”
“根据你的专业评估，持续的、恶意的骚扰和恐吓行为，是否可能对受害人造成类似PTSD的心理影响？”
“完全可能。”苏瑾的声音清晰而专业，“尤其是当受害人感知到切实存在的、持续性的威胁时，会出现高度警觉、焦虑、过度反应等症状。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而非‘反应过度’或‘判断失真’。”
“那么，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受害人寻求法律保护、甚至采取比常人更严格的防护措施，是否是合理且必要的？”
“是的。这恰恰是受害人试图重建安全感和控制感的积极努力。法律是其最正当、最有效的求助途径。”
苏瑾的回答，从专业角度彻底瓦解了对方“反应过度”的指控，并将凌薇的行为重新定义为“遭受创伤后的积极应对”。
对方律师试图在交叉质询时质疑苏瑾的专业性和与凌薇的私人关系，但苏瑾早有准备，她的回答严谨、客观，引用的都是公认的心理学理论，并且坦然承认了与凌薇的关系，但强调：“我的专业结论基于公认的心理学原理和本案呈现的事实，与我的私人关系无关。如果对方有异议，可以申请其他独立专家进行复核。”
她的坦然和专业，赢得了陪审团不少认同的目光。
最终庭审持续了整整一天。
当法官最终敲下法槌，宣布休庭，择日宣判时，所有人都感到一种精疲力竭的虚脱。
凌薇走出被告席，脚步有些虚浮。苏瑾立刻上前，扶住了她的手臂。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疲惫，但也看到了如释重负的平静。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心理与法律的双重博弈。
结果如何，已非她们能完全掌控。
但无论如何，她们并肩战斗了。
这就足够了。
阳光透过法院高大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她们紧紧相依的身影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风暴似乎暂时过去，而未来，正等待着一个最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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