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透纱帘的阳光唤醒了我。
我透过凌乱的长发看着毫无温度的阳光，听着逐渐醒来的心跳。
过了一段时间，歌图家族的男管家敲门进来。
“拉法罗医生，”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请原谅我现在才叫醒您，因为歌图先生希望您‘多睡一会儿’，早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前往医院的马车也备好了，一个小时后出发——歌图先生说您下午有个很重要的手术。”
我请他把餐食送进来。
一个小时后，我上了马车，发现车里坐着一位保镖。
“拉法罗医生，请见谅，歌图先生要我守着您。他还说，如果您想搞什么花招，你们之间的友谊就会受到伤害。”
“你叫什么名字。”
“麦克。”
我们顺利地抵达歌图私立医院，在一位等待良久的温柔护士的指引下来到手术楼层。
病人已经完成麻醉。
麦克跟病人的护理师一同守在门外。
我一丝不苟地做好术前准备，开始这场无聊的手术。
这一周我都待在纽约，大部分时间花在歌图私立医院。
我对病人们展露最灿烂的笑容，和泽兰单独在一起时，有问必答，但从不主动说话。
有时，他会带我参加一些商业应酬。
我在餐桌上保持着优雅且无辜的微笑，仿佛对政治与人心险恶一无所知。
一旦我外出，麦克和艾斯会轮流看着我，除非泽兰在场。
在一个无眠的夜晚，我疲倦地爬起来，借着月色写下一首诗——
《但是我想你》
第一天，我种下一朵玫瑰
第二天，我看着它凋零
第三天，我将它埋葬
第四天，我蒙上黑纱为它哀悼
第五天，我在痛苦中划开了自己的掌心
第六天，我的伤口中长出了一朵玫瑰
第七天，我和玫瑰一同死去
威廉
周末，我做完最后一台手术，按安排去歌图大厦找泽兰。
夜幕低垂。
我走进泽兰的办公室时，听到了拉格伦的名字。
那位正在报告的先生看了我一眼，闭了嘴。
泽兰对他低语，“照我说的办。”
对方离开后，我问，“出什么事了？”
“你的那位探长，”他淡漠地看着我，“在调查你——他取消了回国计划。我们在警局的人说，他向英国方面申请了调查令，因为失踪的是一位英国公民，”语调略为加重，“嫌犯也是英国人。”
“他在查什么？”
“他向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打听你在管家失踪前的行踪，沃思利支援了他人手。”
我有些恼火地说，“他这么查来查去会出问题的，我们现在都在歌图医疗这条船上，一旦他查到什么，谁都跑不了，所以接下来你有什么措施吗？合伙人！”
泽兰的神情就像这只是一件轻松就能处理的小事。
“我已经给政府方面打了招呼，他们将在行政流程上拦住他——因为卡特·莱茨不是在美国失踪的。”
我错愕。
“有人能证明卡特·莱茨在南安普敦下了船。”
我阴暗地说，“跟卡特发电报的时间对不上。”
“你以为我没有考虑到这点吗？只需要将船舶公司的记录稍微调整一下。”
我无话可说。
“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合伙人，”他毫无感情地一笑，“否则你今天怎么会在这里。去换衣服，我们今晚要跟州长吃饭。我希望你多吃一点，不要让人扫兴。以及，”他以一种奇怪的提醒的语气说，“诸事当心。”
我们带着酒来到州长的府邸。
州长以完全家庭式的晚餐招待了我们，并且在一开始就竖起一根手指说，“泽兰，我不想听到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东西，今天是周末。”
州长夫人是位优雅的女士，亲自下厨做了两道菜，还跟厨娘一起端上肉汤与面包卷。
她亲切地问我是否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我说，“除了语言，一切都好。”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同一样东西在美国与英国的不同叫法。
当听到“美式英语”这个词的时候，我拼命克制自己，才没有说出“没有美式英语这种东西，只有英语，和错误的英语。”
餐桌上的氛围非常温馨。
吃到一半的时候，州长的女儿珍妮特回了家。
这位还在念书的年轻女士可爱地向我和泽兰打了招呼，并请求大家原谅她的迟到，因为她去医院看望了一位同学。
换好衣服后，她在我的对面坐下，学生气地听着州长介绍我——
忽然，我感到什么东西在磨蹭我的脚踝，起初还以为是州长饲养的那条金毛猎犬……
我对珍妮特小姐微笑了一下。
她依旧天真地看着父亲，偶尔跟泽兰搭一两句话，但那只不安分的脚已经爬过了我的膝盖，轻轻地磨蹭着——
我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
珍妮特在谈话的间隙中飞快地冲我咬了咬嘴唇。
我不小心碰掉了一把汤匙。
我正要俯身，泽兰立刻不动声色地制止住我，下一刻佣人已经为我换上了一把新的。
泽兰停在我身上的那只手带着一种警告的意味按了按，然后收了回去。
全程，席间的谈话正常进行。
州长千金露出一个失望的微笑。
我也对她笑了笑。
晚餐结束后，珍妮特向我们道了晚安，蹦蹦跳跳地上了楼。
州长带我们去客厅闲聊，说起有一些新的标本想让泽兰看看，在他去拿的时候，泽兰面无表情地低语，“你前面在餐桌上的时候打算干什么？”
“不打算干什么。”
“当心，不止一个人栽在那位女学生手里——在纽约，你一定要清楚，什么可以碰，什么不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曾经，有个蠢货碰掉了一把叉子，然后佣人看见他在餐桌底下吻珍妮特小姐的脚，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将一只手放在胸前，“真可怕，如果我在场，一定会揍他一顿。”
面对泽兰冷峻的表情，我微微一笑，“放心，我不是纽兰。”
惊心动魄的周末过后，我被送回了研究中心。
麦克与艾斯的职责由看守变成了看门。
也许泽兰有过吩咐，他们本着能不跟我说话就不跟我说话的原则，从来不打扰我工作。
我对他们非常满意。
由于我每天都在实验室干得昏天暗地，这两位健壮的先生逐渐长出了黑眼圈。
有时，我半夜亲自去扔尸体，碰上巡夜的保镖，他们带着敬意离我远远的。
我是整个实验中心最懂得废物利用的科学家，我要求把刚死掉的实验品都送给我，我知道怎么让这些上帝的造物发挥最后的余热。
而负责清洁的人每每在打扫过我的实验室之后，精神状态都会过于糟糕以致需要心理辅导。
至于团队成员，他们宁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写材料，也不愿意进入我身旁五米之内。
只除了有一天夜里，琼斯先生看见我崩溃般将医疗器械与报告扫落一地，然后坐在一地的狼藉中，一边微笑一边流着眼泪。
周五，泽兰发了电报，说拉格伦再次要求问询我。
当天下午，研究中心安排马车送我回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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