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末，一个世纪交迭的重要时刻。
有史以来，人类头一次清醒地发现，用以计时的四位数字刻度迈入了新的纪元，如同指针转过表盘，在无数声滴答滴答后，动人心弦、令人屏息，期待着时钟能够圆满走过最后一刻，随后进入新的纪年。
这是令人心潮澎湃的，完美主义者迎来大团圆，神秘主义者期待预言照进现实。时尚潮流变得癫狂，艺术逐渐难以理解，文字成为冰冷的无机物。
寒冷地带的辽阔国度正在缓缓褪去红色的旗帜，北美洲耸立着帝国大厦，灯塔的光芒穿透飞旋的雪花，南美洲的火车载着香蕉和冰冻牛肉穿过草原，北非的劳动力涌入西欧，苍白雕塑与传世名画静静注视着城市。
这是新时代。每一台电视机都是这样说的。
这样重要的时刻本该是振奋的，我猜年轻人们会出现在某些灯光昏暗的场所，搂着自己的恋人，或者别人的男友女友，一头扎进烈性酒精的海洋，像疯了一样跳舞、接吻，用“迎接新世纪”当作借口，和平日里说不上话的人抱在一起，创造短暂的激情。
但那种事情和我关系不大，因为我很穷，甚至连进入酒吧的入场费都拿不出来。冬天一贯是考验财富的季节。有一件温暖柔软的羊绒毛衣是幸福生活的标准，高档挺阔的大衣是抵御寒潮的必需品，结实油亮的高筒皮靴，名牌格纹围巾，闪闪发亮的钻石耳钉，东方调辛辣的香水味……这些才是进入酒吧的入场费。上等人，有钱人，时髦人。
一到冬天，我就会被金钱的香气熏得涕泪直流，却还是挣扎的拼命睁开眼想看到那些流淌着的彩色生活，别人的富足总是令人羡慕。
圣诞节过去好几天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礼物，一沓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里拉纸钞。每张都是大面值面值，统共五千。新钱的味道像刚煮出来的咖啡，令人醒神，我从邮局里出来，把信封放进外套内袋，冬季的寒风像一个巴掌那样吹过来，扇得我的头发乱飘。
他知道我刚从大学毕业吗？他知道我一直找不到工作吗？还是说只是赚了一笔，于是大发善心给我寄了钱？
我不知道，也不想再猜了，毕竟给钱的原因并不重要，我也无力反抗飞来横财的后果。我需要钱，仅此而已。
回去的路上，经过了市政厅前设立的巨型圣诞树，挂满了树杈的黄色星星灯时不时弹动一下孱弱的电光，粘着闪粉的红色小球在寒风里微微颤抖。我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意识到这座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并不是我的家。
十五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据我妈妈自己说，她是个非常优秀的会计，是时代的弄潮儿，小资的践行者，很早就离开远在亚洲的故乡，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遇见了爸爸。
爸爸自称也是会计，意大利人，其他的我不知道，因为他从未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他的照片一直摆在妈妈的卧室里，我每次撞见那张照片就像见了鬼，需要立刻移开目光。
实际上他也参与着我和妈妈的日常，就像美国电影里的俄国人，时隐时现，干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工作，每次浮出水面便会给我们带来强烈的不安。
上大学的时候妈妈去世了，她断气的前一天还在抢救花盆里的小葱，说法国的天气太干燥，什么都养不活，难怪蔬菜品类这么少。我不甚在意，因为我要去上大学了。她也很荣幸，因为我和她一样卖力的抢救着自己的人生。
医生说她死于疾病，我从未觉得她身体状况不佳。她整个人躺在床上的样子就像还活着，有肉的脸颊，总是微笑的嘴，还有静静放在腹部的双手，仿佛下一秒就会睁开眼睛吓唬我。嗨！我又来了。
我心里期待着会有这样奇迹般的恶作剧出现，然而什么也没发生。邻居们陪着我将妈妈下葬，所有人都在哭，我也哭了，但从死亡到入土的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工厂作业，医院里的护士貌似习以为常，埋土的工人沉默的挥舞着铁锹。那天起我感到生命很宝贵，同时也很廉价。有种东西模糊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判定，这种东西叫做成人社会。
妈妈死后，爸爸寄来信件，十分简练地通知我立刻来意大利和他一起生活，他可以承担我之后的生活费。我没有回信，因为他对我而言只是陌生人。并且，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别人的帮助需要乘以万倍的报答。
我很小气，不愿意接受帮助也不想回报。于是我在贫穷中开始了大学生涯。有时我感到很幸运，妈妈是在我能合法打工之后离开的，她已经尽力了。但某种奇妙的怨恨如同幽魂一样萦绕着，为什么她就这样抛下我走了。我还是个小孩啊。
然而我的命运并不是上述的这幕悲惨咏叹调。
它在一个人的到来后彻底粉碎了，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令我欣喜，也哀伤，因为依旧与爸爸脱不开关系。
某天我放学回家后，种着小葱的阳台上坐着一个魁梧的男人，起初我以为是个身材健壮的老人，因为他的头发全白了。我站在楼下冲他大喊，他回过头，整张脸迎着阳光，我才看清楚是个年轻人，头发的颜色只是太浅了才呈现出那种苍白。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世界上是有这样一群神经病的，他从二楼的阳台跳了下来，发出沉沉的落地声。
节哀。他说。我为你带来了一些东西，或许你能用得到。
他从手提皮包里拿出一叠钱，随后告诉我这是代你父亲转交的。
我问他是谁。
他说自己叫里苏特，来自意大利，是个帮派成员。而爸爸是那个帮派的会计。
我感到茅塞顿开，很多事情都有了解释，但这令我开心不起来。
我问他，妈妈真的是病死的吗？和你们有关系吗？
里苏特戴着墨镜，我只能看到他严肃的嘴角再度向下压了压，似乎不太想提及，但最终还是说了。
是的，你母亲的是被毒死的。他说。
谁干的？爸爸吗？我问。
他摇头，对我的猜测露出非常细小的微笑，仿佛在面对一个稚童的心直口快的冒犯。
敌对的帮派在捣乱，害死了很多文书人员的亲眷，很抱歉这样的事发生在你们身上。
我感到荒谬，帮派成员是外星球来的吗？为什么人命在他们嘴里变成了“捣乱后的受害者”？
我手里拿着那叠纸钞，想必脸上的表情是疑惑。他继续用不急不缓的语调说话。
你大学的专业是什么？他问。
会计。我回答道。
里苏特颔首，墨镜向下滑了一些，露出浓密的眉毛。
你是他们的骄傲，带着勇气和骄傲，好好活下去吧。
说完他就离开了。
我像个傻子目送他的背影，手里的钱在风里哗哗作响。
这句话从一个帮派成员的嘴里说出来很可笑，但确实给了我勇气，也让我回忆起作为妈妈的孩子的骄傲。我继承了她的聪慧，也和她一样从不屈服。
《瓦尔登湖》里，梭罗有一段忠告是：找到我们自己的北极星，然后像水手和逃亡的奴隶一般坚定不移地追随它。
我开始更加上心的学习，拼命地与数字周旋。
之后的大学几年，里苏特没有再出现过，他好像只是代表爸爸，或者代表那个暴力的黑色组织来见了见我，认证了我的存在，并给予了不上心的期待。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许爸爸死后我会接替他成为下一个会计。
帮派成员之间互相称为家人，家人之间没有秘密。想要不泄漏，就把这些秘密传递给下一代。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
我夹着爸爸从意大利寄来的牛皮纸信封，迎着寒风往家里走，浪漫主义建筑物矗立在狭窄歪曲的石板路两侧，光滑肥润的路面被无数人的鞋底打磨，商店橱窗里那些令人怜爱的时装与珠宝都那么耀眼。
这些店铺我都应聘过，无一例外被拒绝了，并不是我账目做的不好，只是他们不需要一个我这样的姑娘罢了。为什么不让有闪亮金发的本地人来做？实际上我也是本地人，只是长得不像罢了。我以继承妈妈的亚洲面貌为荣。
我或许该寻找一些更加冷酷而困难的工作，比如工厂里的会计岗位，而不是暖气十足的时装店。
正当我这样胡思乱想着，时隔多年，竟然又在种着小葱的阳台上看到了里苏特。
他依旧背对着街道，靠着栏杆，白花花的短发，熊一样的背影。
我的步伐慢下来，最后鞋子擦着路面停住了，里苏特转过头，恰如其分地说好久不见，然后像个灵活而沉重的巨型动物那样再次一跃而下。
我对于帮派成员都是怪人的刻板印象再次加深。究竟为什么不走正门？
我抬头看着他。
“你好，里苏特。”
他还是戴着墨镜，我其实并不知道他完整的面貌。
“最近过得还好吗？”
我点头：“还不错。”
这或许该反问一句，那你呢？但根据我朴素的认知，或许不该探究他们这些人的生活。
里苏特静静地站立了一会，忽然开口道：“想来意大利工作吗？”
我不解地看着他的墨镜，等待后续。
“你父亲需要一位接任者。”
“他死了吗？”
里苏特沉默半晌，抬手摘下了墨镜。
我看见他那双已于常人的眼睛，被吓得后退了半步。
“帮派内部清杂，误伤了文书人员，你父亲被卷入斗争，被流弹所伤，圣诞节那天去世了。”
他说完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到天旋地转。上回他来的时候，说妈妈的死因也是帮派斗争。该死的阴魂不散的……
里苏特似乎觉得我呆立沉默的样子是吓傻了，走近了一步，用宽厚的手掌按在我的肩膀上。
“请节哀，他是位优秀的会计，我们会永远缅怀他……”
“不。”我忽然回过神，打断他了的话，“如果我做了新的会计，我也会这样死掉吗？”
里苏特用那双怪异的眼睛注视着我，随后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极其中性地说道：“没错，运气好是被毒死，运气不好是被误伤，如果你足够厉害就会被人暗杀，你藉藉无名也会被组织内部做掉。”
“你将脱离所有的寒冷饥饿与贫穷，代价是随时会死。”
“你有这个觉悟吗？”
1999年12月末，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
我和死神达成了共识，为了财富我愿意用性命做交换。这个拥有恐怖双眼的男人像个真正的死神，两度带来死讯，这次也要带走我。
而无法理解亡命之徒的我，被这个世界一点一点歪曲的面目全非，最终在这个寒冷且贫瘠的冬日，我和成人社会握手言和了。
开新文，中篇，总之就是个这样的故事，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争取写完。其实没什么很严肃的情节，后面就开始爱恨纠葛了，复仇和赚大钱也是主线。女主同意加入也是为了给老妈复仇。可以代！也可以当言情小说看。各种私设ooc请见谅。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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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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