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四年，贬斥那些听讼断狱不公平的官吏，让他们去修筑长城和戍守南越地区。
制造了冤假错案的，自己也尝尝被罚的滋味吧。不论是修长城还是驻守边疆都是要大批大批死人的。多么个苦法，可参见孟姜女的故事。多少人多年不通音讯，不知死活，死了也就当地埋了，很可能暴尸荒野，也可能尸骨无存。长城是千古功业，也确实起到了防御外敌的作用，但血泪就是血泪，尸骨就是尸骨。
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设宴，七十个博士上前敬酒祝寿。
这里所说的博士法家以外的其他博学之士，应该包括儒家、墨家、方士等，最少表明了兼听则明的态度。比如当年在湘水差点翻船，就是博士给秦始皇讲解湘神。这些人各有理念，各有所长，秦始皇需要他们做标杆展示胸襟，也需要他们的知识做决策；而这些博士也希望通过影响秦始皇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仆射周青臣说：“从前秦国的地域不超过一千里，依靠陛下神灵圣明，所以平定了天下，驱逐了蛮夷，太阳和月亮所能照到的地方，没有不降服的。您把各国诸侯的领土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没有战争之忧，这功业可以流传万世，从远古以来没有人能赶得上陛下您的威德啊。”
有人吹捧，秦始皇很高兴。博士齐人淳于越却不识趣，进谏说，“我听说殷周两朝称王天下一千多年，都是因为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自己的辅助势力。现在陛下拥有天下，而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万一在后代出现田常、六卿一样的造反的权臣，君主没有带血缘关系的至亲（一方面是血缘关系，一方面是利益与共）辅佐，靠什么来挽救呢？做事情不效法古代而能长久不败的，我没有听到过。如今周青臣他当面阿谀奉承，让陛下您错上加错，他实在不是个忠臣。”
淳于越还是比较扫兴的，但是为了表明态度，可能也确实想了解政策的真实可靠性，秦始皇还是把他们主张交下去给人讨论。
丞相李斯说：“五帝时期，制度并不相符重合，三代时候，制度也不相互因袭，但不同的时代，都得到治理。这并不是说后代一定要与前代唱反调，而是时代改变了，政策当然也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如今陛下您开创了如此伟大的事业，建立了万世不朽的功勋，本来不是愚蠢的读书人所能理解的。（您智慧无双，不会错的）。况且淳于越说的又是三代的事情（人家明明说的是商周时期），有什么可效法的？从前诸侯之间要竞争要招揽人才，所以会用优厚的待遇招揽游学之士（详细了解各国情况）。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了，您颁布了统一的法令，让百姓在家努力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士人则学习法律禁令。（大家各司其职都好好的）。偏偏如今这些读书人不向现实学习，而去效法古代来指责现行的社会制度，惑乱百姓。
我丞相李斯冒着死罪也要说：古代的时候天下分散混乱，没有人能完成统一，所以诸侯并起，人们的言论都称道古代(说那时候多么多么好)，目的是损害现行的政策，用美丽而虚假的语言，让人看不清事情真实的情况；他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学说才是最完善的，所以非议君主所建立的制度，然后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现在皇帝您已经兼并了天下，分辨是非黑白，确立具有权威性的制度。这些各自秉持自己的学说的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批评国家的法令教化。听到法令下达的时候，就各用自己的学说去议论优劣对错，回家以后就在心里非难，出来时参与或组织街谈巷议，在君主面前自我吹嘘，完全就是以此来沽名钓誉，标新立异，认为超人一等，为此不惜带着下面的信徒造谣诽谤。
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禁止，对上则君主的权威下降，对下则会形成党徒互相勾结。所以禁止这种情况才好。我请求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烧掉。不是博士职务的，国内谁家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书都要送到郡守、郡尉那里集体焚毁。有敢私底下讨论《诗》、《书》的，就在闹市处死示众。以古非今的要灭齐家族。官吏如果知情不报，和犯人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后不烧书的，就在他脸部刺上字，成为刑徒城旦（夜里筑长城，白天站岗，长城在边疆，基本也就是流放成罪犯）。有烧毁的，也要有可用的，有医药、卜筮、农林方面的书籍，就不要烧。如果有人想要学法令，可以到官吏那里学习，听权威讲解。”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说：“就这么办吧。”
秦始皇不用分封制的原因可以大体猜测一下。
第一，在秦朝的发展上，郡县制确实表现出了制度的优越性，权力的集中，责任制和调动的灵活性，既笼络和很多人才，让上位者可以更多更有效的调动资源，以达成目的，天下都大一统了。
第二，秦始皇对于亲情这种东西不太信任，不认为血缘这种东西能有多少的羁绊力，他本身出生在赵国，幼年经历动荡，回秦国后，所得的宗族亲情有限，唯一一个留下姓名的弟弟还叛变了；而仲父吕不韦和嫪毐的存在，他能从秦国宗室获得的温情可以猜测为负。所以封叔叔伯伯堂侄堂孙什么的，做梦去吧，老子吃苦的时候谁帮我了？想占我便宜，没门！至于自己儿子，他想长生不老啊，权力当然掌在自己手里。
第三，他手下一大批郡县制的支持者，比如李斯，他最少表现得是对于法制规范的信任；也有一大批吹捧者，比如周青臣，陛下放个屁都是香的，要不就是臭的有特色，回味起来香。这批支持者又一次加强了他实行郡县制的决心。
第四，可能就是性格方面，掌控欲太强了，幼年动荡多的人，一但登上高位，更容易操控欲满棚，权欲极强。
李斯这些人为什么坚决支持郡县制呢？
第一，很可能是他们确实看到了这种相对集权的制度的优越性。分封制的诸侯王自主性非常大的，人钱粮都自主，一但叛变造成割据势力，又有血缘关系在，名义上实质上都不太好处理，内耗的话比郡县大很多，不管郡守县守怎么经营，你有任期，你们要搞联合，能不能互相信任就很难确定。郡县制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匹配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管理本身没有出现大的纰漏（六国旧势力反抗是必然，这更说明要把制度搞得细致一些）。
第二，他们是这套制度的受益者。李斯出身比较卑微，做过楚国的管理文书的小吏（不是官），底层的聪明人爬上来，更容易觉得上层的“德不配位”。李斯是看到厕所的老鼠和粮仓的老鼠的天差地别，才决心求学跑到秦国，所以对于只是生的地方对的那批人，是没有多少真的敬意的。不就是投了个好胎，怎么好处就都是你们的了？你们的脑袋考虑得了两位数以上的乘法吗？我虽然上不去，但是你们下来了。这并不单单是个人思想的问题，是一个阶层的人的对不公的抗议。
第三，各种不同的学说事实上确实会一定程度影响国家治理以及政策的一贯性。
这一点具体优劣很难讲，毕竟情况复杂，众口难调，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操作，很难看出真的问题所在。可能只是一些人夸夸其哗众取宠，也可能是极其难得的纠错的机会，这时候就需要高位者的高瞻远瞩和包容。必须要讲这确实很难。秦孝公听商鞅的变法了，秦国确实强了；戈尔巴乔夫听某些人的，苏联解体了。身在高位也不是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有的作用力出去都有反作用力回来，不过放到国家来讲，可能时间会长一些。
李斯的建议，开启了秦始皇为人所诟病的“焚书”事件。
当然那时候能读得起书的，一般家境不会太差。这不知道算不算是大君主对于社会中上阶层的一次降维打击。秦始皇可迁了十万户富商到咸阳，谁知道这些读书人（应该主要是儒家讲求仁义，希望分封）跟这些富商以及六国遗老遗少（很多人也被集中看管或者流亡了）有没有关系，会不会制造大的舆论影响各项政策和稳定。干脆一巴掌拍下去，都给我老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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