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民国十七年·秋至冬:枕上槐

“师哥,娘刚蒸的糖糕!”她把食盒往我手里塞,斗篷上的雪落在我手背上,化得飞快。我拉着她进屋,替她拍掉帽子上的雪,指腹蹭过她冻得发红的耳尖:“怎么不在家等雪小了再过来?”她捧着我递的热茶,哈出的白气模糊了眉眼:“雪天路滑,我怕师哥想吃糖糕,又懒得出门买。”

午后她拉着我去城西的湖心亭。湖面结了层薄冰,雪落在冰面上,像撒了把碎盐。亭子里的石凳积了浅雪,她把斗篷铺在上面,拉着我坐下,从兜里摸出两颗奶糖——是上次霞飞路买的,她总爱揣几颗在兜里,说“甜的能暖身子”。剥糖纸时,她指尖沾了点糖屑,凑到我嘴边:“师哥尝,比热可可甜。”

我含着奶糖,甜意从舌尖漫开时,她忽然靠过来,肩膀抵着我的肩膀:“师哥,法国的雪也这么软吗?”雪落在亭顶,簌簌的响,她的声音轻得像雪片:“等你到了法国,下雪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我拉着你看雪的样子?”我把她往身边带了带,让她裹进我的大衣里——她的斗篷暖,却不如大衣裹得严实:“会。每下一场雪,我就给你写一封信,告诉你巴黎的雪有没有北平软,有没有和你一起看的暖。”

她没说话,只伸手攥着我的袖子,指尖扣进布料的纹路里。雪落在我们交握的手背上,化了,凉丝丝的,却抵不过她手心的热。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抬头看我,睫毛上沾着的雪珠亮得像星子:“师哥,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每年都能一起看雪?”我捏了捏她的手,指腹蹭过她冻得发红的指尖:“会。等我从法国回来,每年下雪,我们都来湖心亭,我给你带热可可,你给我带糖糕。”

傍晚送她回汪家公馆,雪下得密了些。走到巷口那棵老槐树下,她忽然停下来,从斗篷兜里摸出个香囊,塞在我大衣内袋里——硬邦邦的,装着艾草和朱砂,是她上周去庙里求的平安符。“师哥戴着,平平安安的。”她仰头看我,眼睛亮得像浸了雪的灯,“别摘下来,好不好?”我摸着内袋里的香囊,点头时,她忽然踮起脚,在我耳边轻声问:“师哥,你真的爱过我吗?”

声音轻得像雪落进衣领,我愣了愣,伸手把她揽进怀里——她的斗篷裹着暖,发间的皂角香混着雪气,扑在我颈间。“傻曼春,”我拍着她的背,指腹蹭过她斗篷的绒线,“不是爱过,是从你扒着藏书楼窗沿递我桂枝开始,就只喜欢你一个。”她在我怀里蹭了蹭,攥着我大衣的手更紧了:“师哥不许骗我。”“不骗你。”我低头,闻着她发间的雪气,“等我回来,就娶你。”

她松开我时,眼角红了,却笑着转身跑进巷里,跑过第二盏路灯时又回头,挥着手喊:“师哥!平安符别丢了!”我站在雪地里,看着她的红斗篷消失在汪家公馆的朱门后,摸着内袋里的平安符,摸着大衣口袋里她塞的奶糖(说让我路上吃),只觉得浑身都暖。雪落在脸上,化了,凉的,可心里的热,却能把这漫天风雪都焐化——原来真心喜欢一个人,是连她问“爱不爱”时,都觉得心口发甜,是想把“以后”两个字,拆成每一天,都和她过。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三十,除夕。灯映红妆

除夕的雪停得早,太阳出来,把院子里的雪照得亮晶晶的,像撒了满院碎钻。一早管家就来送东西:曼春娘做的糖糕装了满满一食盒,上面盖着她绣的帕子(帕角绣了朵桂,比上次的歪耳朵兔子齐整多了);一件米白的羊毛围巾,针脚还是有点歪,却比店里买的厚,该是她织了半个月的;还有张她画的小像,画的是我在藏书楼看《漱玉词》的样子,旁边添了只歪耳朵兔子,兔子旁边写着“师哥的曼春”,字迹软乎乎的,像她说话的调子。

午后去汪家公馆,刚走到巷口,就看见曼春站在朱门里,穿着新做的红棉袄,头发梳得整齐,鬓边别着朵绒花——是我上周给她买的,水红色的,衬得她脸色格外白。“师哥!”她看见我,立刻跑出来,手里攥着个小红包,手心暖乎乎的,攥得我手指发紧,“快进来,年夜饭炖了鸡汤,娘说给你留了鸡腿。”

汪家的年夜饭闹哄哄的,汪伯父给我倒酒,汪伯母总往我碗里夹菜,曼春坐在我旁边,一会儿替我剥虾,一会儿给我盛汤,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像有满肚子的话,却只敢在桌下,悄悄用脚蹭我的鞋尖。饭后汪伯父去书房看报,汪伯母去厨房收拾,曼春拉着我去了花园——院子里挂了红灯笼,雪映着红光,把她的红棉袄衬得更艳,像枝开在雪地里的红梅。

“师哥,给你的。”她从棉袄兜里摸出个红木小盒子,打开来,是枚银质袖扣,上面刻着小小的“春”字,边缘磨得光滑,该是她在银匠铺盯了好几天的。她捏着袖扣的手有点抖,往我袖口上戴时,指尖反复蹭过我的手腕:“戴在这儿,别人就知道……知道你有喜欢的人了。”我低头看着她认真的样子,伸手把她的手攥住——她的手还有点凉,该是在院子里站久了。

“曼春,”我开口,声音有点发紧,却每个字都清楚,“等开春我去法国,回来就跟你订婚。这辈子,我明楼就只娶你一个。”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泪砸在我手背上,热得烫人,却拼命点头,攥着我的手更紧了:“师哥,你可不能忘。我等你,不管等多久都等。”我把她抱进怀里,下巴抵在她的发顶,闻着她发间的绒花香,摸着她织的围巾(绕在脖子上,暖得发烫),摸着袖口的“春”字袖扣(凉的银,却烫得人心尖颤):“不忘。等我回来,带你去藏书楼插新采的桂,去湖心亭看雪,去霞飞路喝热可可——把没一起过的日子,都补回来。”

她靠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像只归巢的小鸟。灯笼的光晃在她脸上,映着她的笑,映着我的影子,映着满院的雪和红灯笼。我能想到开春去法国时,要给她寄第一封夹着梧桐叶的信;想到冬天回来时,要在巷口的槐树下等她跑过来;想到订婚时,要给她戴枚比袖扣更亮的戒指——这些念头堆在心里,暖得能把除夕的夜都焐热,能让我忘了北平的寒,忘了出国的远,只记得怀里的人,和她攥着我袖口的温度。

她忽然在我怀里动了动,抬头看我,睫毛上还挂着泪,却笑着轻声问:“师哥,你真的爱过我吗?”不是巷口雪地里的试探,是带着笑的、笃定的问。我低头蹭了蹭她的发顶,指腹擦去她眼角的泪,声音比灯笼的光还软:“爱。从始到终,就只爱你一个。”她笑起来,往我怀里又钻了钻,安安静静的,像要把这刻的暖,都记在心里。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七,阴。灯烬梦回

猛地睁开眼时,办公室的台灯还亮着,光打在摊开的汪伪军需报表上,字里行间全是冰冷的数字。手心里全是汗,攥着的钢笔尖戳进了掌心,渗出血来,却不觉得疼——方才梦里的暖还残留在指尖,曼春靠在我怀里的重量,她攥着我袖口的力度,她问“师哥,你真的爱过我吗”时的软声软气,都真得像就发生在刚才。

窗外是上海的夜,没有桂香,没有雪,没有挂着红灯笼的汪家花园,只有汽车驶过柏油路的冷硬声响,只有远处日军岗哨的灯光,冷得像冰。桌上没有沾着桂花的《昭明文选》,没有歪耳朵兔子,没有米白的羊毛围巾,只有一枚冰冷的银质袖扣——是三个月前,我从汪曼春的尸体上摘下来的。上面的“春”字被弹孔穿了个洞,边缘磨得发亮,是这些年我攥在手里、藏在袖口,反复蹭出来的痕迹。

不是民国十七年的除夕。是民国二十六年的三月,是她死了整整三个月的日子。

我早就从法国回来了。不是为了给她带塞纳河的梧桐叶,是为了以“汪伪财政部长”的身份潜伏;不是为了跟她订婚,是为了看着她一步步变成汪伪特工总部的刽子手,看着她手里沾满同胞的血,看着她把当年藏书楼递来的桂枝、湖心亭的雪、除夕的袖扣,都变成审讯室里的烙铁和枪口。我早就不是那个能跟她在霞飞路喝热可可的师哥了——我是军统的“毒蛇”,是**地下党的“眼镜蛇”,是必须把“汪曼春”这个名字,划进“清除名单”的明楼。

我骗了她一辈子,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进了梦里,可醒来才知道,所有的真诚和浪漫,全是我后来补的谎,所有的悔恨和自责,都轻得像个笑话。

——明楼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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