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时，远远地看见父亲坐在门口，低着头，显得格外孤单与卑微。他的模样让我心里一阵阵痛，然而，在大姐和姐夫那种强势的气氛下，我却连眼神都不敢与父亲对视。我感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无力表达自己的情感，深知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切，但又无法摆脱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那一刻，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何如此软弱，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坦然表达内心的感受，陷入了这样的沉默和无奈。
过后，大姐对父母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漠，几乎可以说是避而不见。每当我们试图联系她，电话打过去，她总是没有接听。我们站在她家门口，敲着门，她却始终不肯开门，似乎在故意装作不在。父母不想再面对这样的处境，但是家里的债没还，每年的利息让他们都吃不消，还有我们的学费，父母也还是希望我跟二姐能打9年义务教育读完，只好让我和二姐去碰钉了。
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作为礼物，我们只能捉上一只活鸡，带着它去找大姐。每次我们带着鸡走到她家门口，心里满是期望，希望能得到一丝温暖的回应。然而，结果总是一样：鸡带过去，又被提回家。
家里的日子愈加沉闷，沉重的债务成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父母的抱怨越来越多，父亲常常低声自语，指责自己“养了个忤逆不孝的”，尤其是他自己。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家暴母亲成了常事，偶尔我也成了他发泄怒火的对象。
记得在200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父亲躺在床上，双手捂着腰部，不断呻吟着“哎哟”。我赶紧走过去，关心地询问他的痛处，但他只是用严厉的眼神瞪着我，毫不言语。接着，他挣扎着坐起来，准备下床。我扶着他走到门口，他突然停下，从门后取出一根木棒，起初我以为那是拐杖。我正想着如何帮助他站稳，结果他猛然举起木棒，狠狠地打在我的腰部。木棒在一声脆响后应声断裂。我愣在原地，完全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母亲和二姐在一旁惊慌失措地喊我：“快跑！”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匆忙逃离。
到了冬天，寒冷的天气让一切更加沉重。那时，父亲站在水龙头下，洗着一把沾满化肥的勺子，试图收集洗勺子的水。他耐心地向我演示，而我始终没有明白他的意图。他渐渐失去耐性，挥手扇了我一巴掌，我跌倒进旁边的臭水沟，冰冷的脏水浸透了我全身，他没有丝毫歉意，转身就走。
在父母计划里，大姐出嫁后，安排我“招郎”——即招赘一个丈夫留在家中照顾他们。一天黄昏我跟父母一起在家里就餐，父亲质问我道：“如果你也嫁出去，谁来为我们养老？我们年岁已高，谁来照顾？”我感到心头一阵反感，直言反对。父亲愤怒地骂我：“你就是嫁一千次、一万次，也嫁不出去！臭婊子！”那一刻，言语如同刀割，羞辱感席卷而来。我没有再多说话，只是默默离开了家。七夕那天，我鼓起勇气离家出走，前往县城。一位与大姐关系较好的朋友收留了我，带我四处散心。但这一切很快传到了大姐耳中，她气愤地警告那位朋友：“她是要招赘的，你别管！”这些话像冷水一样浇灭了我所有的希望，心中的温情也随之消失。
在这个充满经济压力和情感纠葛的家庭中，二姐的选择是那么沉重，却又那么无奈。家里的困境，父母的压力，都压得她喘不过气。她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情况她无法继续读下去。于是，在2000年6月的一个凌晨，年仅15独自一人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踏上了那辆开往千里之外的广州的长途汽车，去找亲戚。她的目的地是广州附近的一家陶瓷染色工厂，那里有远房亲戚，她想着，去工厂工作，至少能给家里带来一些经济帮助。
那天，二姐走后，家里一片沉默，奶奶低语“这孩子命苦”
二姐的选择，实际上是她对家里困境的深刻认知。她不再幻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是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希望能迅速缓解家里的困境。她每月仅留80元的生活费，剩下的钱几乎全都寄回家中，寄给父母，希望能减轻他们的压力。她的坚韧与无私，在那时是我从未见过的。
每次我想到二姐的选择，我心中满是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我深知这份责任不该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另一方面，我又意识到，在那个无法期待任何公正与公平的家庭里，二姐的付出似乎成了唯一的希望。而我只能无力地看着她背负起这一切，无法帮助她，甚至无法理解她为何要承担这么多。
二姐去广州工作这年，我就读小学六年级，这学期我的期末考试我数学满分，年级第二，我幼稚天真的以为，优异的考试成绩单，可以让父母开心，当我满怀期待地拿着成绩单回家时，父母并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喜悦与骄傲。我记得那天父亲坐在屋里，眉头紧皱，看到成绩单后，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接着说：“能有什么用？又不是能拿来换饭吃。”他的语气里没有一点欣慰，反而充满了责备和失望。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沉。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努力，仿佛瞬间变得毫无意义。仿佛我的努力只是在增添他的烦忧。
家中的资源分配让我无法追逐更远大的目标。当初中毕业成绩优异时，我的喜悦被大姐的一句现实反问浇灭：“难道你要读高中吗？家里负担不起大学的费用，读中专学门技能才是出路。”
即使在这样的阴霾中，我的内心依然燃烧着一股倔强的渴望。而这股渴望，像一团火在我心底燃烧，虽被现实不断压制，却从未完全熄灭。或许，这种在压迫中生长的韧性，成了日后让我走出困境的力量源泉。
中专岁月
在中专的这段时光，对我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蜕变。虽然我并不甘心选择了中专，但这个环境却让我发现了自己不为人知的潜力。姨夫帮我选择了计算机专业，这个决定让我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中专的第一年，我的学习能力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尤其是计算机方面的表现，深深吸引了老师们的注意。教导处的夏老师第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潜力，便将我选为入党积极分子，并安排我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帮助他完成工作，一个学期下来，他送给我一箱方便面作为奖励。尽管这份奖励看似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代表着老师对我的认可和鼓励。
夏老师曾承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请我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肯德基。然而，那个承诺始终没有兑现。虽然如此，我心里却始终惦记着那未曾品尝的美味，仿佛它是对我努力的一种激励。
随着第二年学期的开始，我的计算机水平更加突出，我开始处理教导处副主任的电脑工作。有时，我还要陪副主任骑着摩托车去教育局，把学生的资料联网到那里。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计算机水平极高的老师，他曾做过黑客，甚至入侵过银行系统。与他接触让我拓宽了眼界，也提高了我的技能，让我比大多数同学更早接触到了计算机的高级领域。
然而，大姐始终未曾让我进入她的生活圈子。她从未告诉我她的住址，甚至从未邀请我去过她的家。我猜她是害怕与家里的联系过多，担心影响她的生活。我唯一记得的一次，她曾带着500块钱来看我，这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伸出援手。
家里的矛盾依旧存在，父母经常打电话给大姐，但大多数时候电话都无人接听。于是，他们会拨打我的电话，让我转告她。每当我试图拨打大姐的电话时，依然无法接通，只能转向姐夫。电话接通后，姐夫的怒声如雷鸣般响起，他严厉警告我：“以后别再打我们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恶意，尖锐的言辞让我无法承受。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室友看到我的泪水关切地问发生了什么。我低声回答：“是我姐夫骂了我。”室友有些不解地问：“他骂你，为什么不挂电话？”我只能低语：“我不敢。”
这种不敢源自从小到大的阴影。大姐的霸凌像一道无法消散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我对她的恐惧深深植根于心，甚至连挂断电话的勇气都没有。这种恐惧，渐渐成了我的枷锁，束缚了我表达自己感受的权利和自尊。
尽管如此，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通过不懈的学习，我不仅获得了学校的奖状和小额奖学金，这些荣誉成了我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更让我感受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我开始明白，无论家庭如何动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
童年的启示
童年的艰辛赋予了我独特的韧性，也让我明白了生活中的不公并不意味着屈服。贫穷、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曾试图限定我的命运，但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定让我始终没有放弃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这只是我的故事的开始，微光已然显现，接下来的旅程将是如何将这束微光化作希望的火焰，燃尽命运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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