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莉说：“亚美尼亚人没必要抗议我。苏联杀了多少蒙古人？你们不知道吧。难道世界上每篇赞美苏联的文章都要被蒙古人举报了？人不是靠惨活着的。”你说：“什么能约束人们的行为呢？”“堂吉诃德”说：“爱因斯坦说过，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他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是棍子和石头。”鲁伊说：“是因为杀人无法得利了。古代杀异族乃至村民械斗是为了抢占土地，而现代打下一个国家其实得不偿失。”
林莉说：“鲁伊又说对了，就是利益的问题。打仗对一个国家的消耗很大，而好处不够，侵略国的国民就会反战。但是对军工利益集团来说，发动战争可以拿税收。所以一劳永逸地终止战争，就是让得利者不得利。一旦别人认为连仗都不用打就能合法杀人，那么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点人权都是堪忧的。”你说：“总有弱势群体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堂吉诃德”说：“这就是法律、警察、监狱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重要性。”鲁伊说：“但是人未必是逐利的，相当多的人杀人就是想杀人。”
林莉说：“有些人就知道杀人，没杀到也要想到。殊不知除了杀人不能做，能做的事情多了，就是他们为了杀人而放弃考虑的。”你说：“窦娥冤里的窦娥要求大旱三年，怎么看都是无差别屠杀。其实人无论清不清白都是一条命，如果清白的人的命高于不清白的人的命，那么社会就对‘清白’有很高的要求，这也就是冤假错案的难题。比如旧社会通奸可能被杀，那么有人被冤了，最佳措施就是取消杀人，而如果纠结谁到底通没通奸，被告可能羞愤自尽了。如果舆论导向是可以不要命，但必须要名，那么可以批量生产死者，比如为了巴勒斯坦**，为了女人可以看球赛**，为了环保**，极限运动，当然还包括杀人。只有行使了对权力的监督，无果后的死亡才有价值。”“堂吉诃德”说：“他们是搞破坏，我们是搞建设。我不喜欢‘蟑螂论’，所谓‘当你看到有一只蟑螂时，实际上有一千只蟑螂’。那你做过家务吗？蟑螂是灭不完的吗？比如一个人打人/性侵/杀人被抓，那他已经打了/侵了/杀了1000人吗？如果我们真把对方当敌人，反而不会杀人泄愤，而是慎重做战斗的考虑。而如果我们给自己催眠无事发生，有一天突然忍不了了，反而会做出过激行为。就像有中文泰媒鼓吹中国廉价商品涌入是常态应该接受，能保他们命的是泰国政府正常听取民意，而如果泰国政府如他们所愿两眼一闭，后果不堪设想。”鲁伊说：“不是作战双方的国家不会加入杀人的行列，是交战国可以争取的对象。但以色列咬定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对以色列的屠杀，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你可以说加沙的很多事物都和哈马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应该叫社交网络，但非得认为他们都要以色列平民死，这可能难以判断。假如有一个按钮，全世界80亿人除了自己民族的人都死光，而自己民族永远繁荣昌盛，这种人性考验是无意义的，是地狱和天堂的设定。而现实中人们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别人死活是可选项不是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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