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老周精心备了一份远超以往的重礼——几乎是当掉遗物换来大半钱财——又郑重地递了帖子。在参谋长官邸那间摆设着西洋座钟、铺着厚绒地毯的客厅里，我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脚下那双为了出门见客才换上的、稍显体面的深色弓鞋，站得我脚踝酸麻肿胀，仿佛有无数细针在扎，额角也沁出了细密的冷汗，不知是痛的，还是心里那面鼓敲得太急。
终于，我被引进了内室。王参谋长比起几年前更显富态，红光满面，一身簇新的呢子军装，端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用碗盖拨弄着茶杯里的浮沫，眼皮耷拉着，并未立刻看我。
“吴太太，”他声音带着惯有的拖腔，不疾不徐，“可是又遇到什么难处了？如今这光景，乱党横行，马主席正全力清剿，风声鹤唳，可不比往年那么好说话喽。”
我心里一紧，知道这是开场白，也是下马威。强压下翻腾的慌乱，按着早就反复斟酌过的说辞，微微躬身，陪着十二分的小心道：“参谋长明鉴，真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慧眼。眼下……眼下正是有一桩难处，实在是家丑，难以启齿。”
“哦？”他这才抬起眼皮，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像冰冷的刀片刮过。
“是我家一门亲戚，”我刻意含糊了“娘家”二字，显得更真实，“前些日子不知怎地，在西宁被抓了起来。我这心里……实在是慌了神，六神无主，只好厚着脸皮，再来求您……求您抬抬手。” 我说着，上前一步，将那个装有银元、金饰和礼单的、显得颇为厚实的信封，轻轻地、几乎是带着一丝卑微的祈求，推到他手边的紫檀木茶几上。
王参谋长瞥了那信封一眼，厚度显然让他满意了几分，脸上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语气也“热情”了些：“亲戚？好说，好说嘛！就凭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这不就是吴太太你一句话的事吗？你那亲戚，叫什么名字呀？我看看是哪部分的弟兄经手，打个招呼便是。”
他问得随意，我的心却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后背的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衫。我用力掐着自己的虎口，利用那尖锐的疼痛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声音尽量平稳地吐出那个我既希望他认得，又害怕他深究的名字：
“叫……何秀英。”
“何秀英？”王参谋长重复了一遍，眉头微蹙，手指无意识地敲着太师椅的扶手，似乎在记忆中搜寻。忽然，他敲击的动作戛然而止，脸色微微一变，猛地抬起头，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地钉在我脸上，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惊疑和审视：“何秀英？！嘶……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等等！就是这两天抓的那个，那个女□□头目！何秀英！吴太太！”
他身体前倾，一股压迫感扑面而来，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如锤：“我说吴太太，你……你和□□……？！”
这突如其来的发难，如同惊雷炸响在耳边。我脸色瞬间煞白，心脏狂跳得像要挣脱胸腔，但残存的理智告诉我，此刻绝不能露怯。我猛地抬起头，脸上挤出恰到好处的惊慌和受了天大委屈的神情，声音因为“激动”而带着一丝颤抖，抢白道：
“参谋长！您、您这话可真是折煞我了！您想到哪里去了！” 我用手绢捂着心口，仿佛不堪承受这巨大的冤屈，“我一介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围着锅台转，打理点小产业，连字都认不全，我哪里知道什么党不党的，红啊白的啊！”
我喘了口气，继续带着哭腔辩解，把早已准备好的说辞一股脑倒出来：“这真是我娘家一门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表姐！姓何，叫秀英！都好多年没联系过了，谁知道她怎么就跑来西宁，还、还跟那些人扯上了关系？这人是在西宁被抓的，消息传回娘家，那边捎来信儿，哭天抢地的，说我就在西宁，不能不管……参谋长您说，我要是装聋作哑，娘家那头怪罪下来，我这……我这往后还怎么回娘家门？我这脸往哪儿搁啊！”
我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神色，见他目光中的锐利稍减，但疑虑未消，便又赶紧加上一句，试图用最直观的“证据”来打消他的怀疑：“再说了，参谋长您想想，她一个女流，跟我年纪差不多，也是……也是缠着小脚的！走路都得人扶着，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哪能是那些能跑能跳、喊打喊杀的□□？这肯定是弄错了！天大的冤枉！您呀，就高抬贵手，放她一马，也算是积德行善了。”
王参谋长听完我这连番带哭带诉的辩解，靠在太师椅背上，手指又开始敲击扶手，半晌没有言语。客厅里只剩下西洋座钟单调的“滴答”声，每一秒都像拉长的钢丝，磨着人的神经。他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似乎在权衡利弊，判断我话语的真假。
终于，他长长地“唉”了一声，拿起茶几上的信封，在手里掂了掂，又放了回去，脸上露出一种爱莫能助的遗憾表情：
“吴太太，你的难处，你的‘委屈’，我懂，也信你几分。”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可这回，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你这‘表姐’……唉，她的事，已经板上钉钉了！是马主席亲自督办的要案！铁证如山！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脚？那不是老虎嘴上拔须，自寻死路吗？”他摇了摇头，语气斩钉截铁，“捞人？绝无可能！”
最后四个字，像四把冰冷的铁锤，将我心中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彻底砸得粉碎。一股蚀骨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浑身的力量仿佛瞬间被抽空，连站着都觉吃力，脚踝处的酸麻胀痛变得格外清晰、难忍。完了，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我脸色灰败，眼神空洞，机械地对着他行了个礼，声音干涩：“既然如此……那，那我就不打扰参谋长了……”
我转身，拖着那双仿佛有千斤重的弓鞋，步履蹒跚地，一步一步向门口挪去。每一步，都踩在绝望的深渊边缘。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到冰凉的门把手时，身后再次传来王参谋长的声音，带着一丝仿佛施舍般的“好意”：
“哎！吴太太，留步。”
我僵硬地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
他慢悠悠地说道：“看在咱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看在你吴家是抗日烈属的份上，我啊，再最后帮你一次，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缓缓转过身，看着他。
他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掌握他人生死的优越感：“监狱那边，我还可以打个招呼，让你和她在……在‘上路’之前，见上最后一面，说几句话，送口吃的。这，也算让你尽了这份‘亲戚’情分，对你娘家那边，好歹有个交代了。你看如何？”
见我一面……送别……我心中涌起巨大的悲凉和讽刺。救不了她的命，只能去送她最后一程。这算什么恩典？但这，确实已是他权力范围内，能给出的最大“慈悲”，也是我能爲何秀英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我低下头，掩去眼底翻涌的情绪，对着他，再次深深地、艰难地弯下腰，行了一个万福：
“多谢……参谋长成全。”
从那个充斥着权力和压抑气息的官邸出来，午后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却只觉得周身冰冷。坐在颠簸的驴背上，看着街道上依旧为生计奔波、却对即将发生的惨剧一无所知的行人，一种物是人非、人命如草芥的苍凉感，紧紧地攫住了我。
回到清冷得如同坟墓般的家，我呆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望着对面空荡荡的、婆婆妈曾经居住的屋子，许久没有动弹。直到夕阳的余晖将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才猛地想起什么。
何秀英姐姐……是四川人。当年她藏在家里养伤时，偶尔提起家乡的吃食，眼睛里会闪过一种我那时无法完全理解的光亮，她说起麻辣鲜香的担担面，说起皮薄馅嫩的抄手，说起那能让人额头冒汗、浑身通透的花椒劲儿……那是一种浸透在骨子里的乡愁。
“老周，”我唤来老周，塞给他几块零钱，声音疲惫却带着一丝执拗，“你去街上，仔细寻寻，看有没有四川来的厨子，或者是从四川逃难过来的妇人。无论如何，花多少钱都行，买一碗地道的四川抄手，或者担担面……记住，要辣，要多放花椒，要……要那种家乡的味道。”
老周接过钱，脸上露出困惑，但看着我异常凝重和疲惫的神色，终究没敢多问，只是应了一声，匆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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