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娟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受用的表情。这个平时不起眼、成绩却很好的小个子同学，似乎比身边那些只会附和的马屁精有用得多。她顺水推舟，开始让四丫“帮忙”看看作业。四丫把握着极好的分寸，从不全盘代劳，而是“引导”她思考，在她卡壳时“提示”关键，姿态始终放得极低，一口一个“丽娟姐”叫得亲热自然。她不仅帮刘丽娟应付学业，还在刘丽娟和其他同学发生小摩擦时，看似天真地插上几句话，往往能四两拨千斤，既维护了刘丽娟的面子，又悄无声息地化解了矛盾。刘丽娟越发觉得这个叫江四丫的乡下丫头又听话、又聪明、还特别“懂事”，很快将她视为自己的“首席智囊”和心腹。
有了刘丽娟这面“挡箭牌”，学校里原先那些明里暗里的欺凌果然瞬间消失了。不仅如此，刘丽娟为人出手阔绰，偶尔会把自己吃腻了的点心、或者家里来访客人带来的稀罕零食分给四丫一点。就是在她这里，四丫第一次尝到了一种用漂亮锡纸包裹着、名叫“巧克力”的东西。那黝黑发亮的小方块一入口，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丝滑醇厚又带点微妙苦涩的香甜瞬间在舌尖融化，弥漫整个口腔，那奇妙的滋味让她浑身一颤，仿佛连日子里的苦涩都被短暂地中和了。她小心翼翼地品味着，舍不得一下子吃完。这种名为巧克力的糖果，成了灰暗生活里一抹亮色，一种关于“美好”和“奢侈”的具体象征。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味道。后来，无论她经历多少风雨，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心情愉悦还是压抑，吃上一颗高品质的巧克力都成了她犒赏或安抚自己的独特仪式。也许是天生代谢旺盛，也许是劳心费力，她竟有着令人羡慕的吃不胖体质，这让她可以毫无负担地享受这一嗜好。甚至在她日后家财万贯时，仅仅因为对某个濒临倒闭的瑞士手工巧克力品牌的独特风味情有独钟，为了能稳定获得最符合她心意的口味，她便任性了一回，斥巨资将其收购旗下。当时手下高管都认为这是一笔不划算的情感投资，但她一方面是真喜欢、又不差钱，另一方面，她也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看到了高端糖果市场在亚洲新兴富裕阶层中的巨大潜力。她接手后，不仅保留了传统工艺，更引入了精准的市场营销和全球化渠道，没几年，这个品牌竟真的扭亏为盈，成为了她庞大商业帝国中一只低调却持续产出的“现金奶牛”。每当品尝着那熟悉的味道，她偶尔会想起刘丽娟，想起那个夏天，更加坚定了“有钱真好”的念头——有钱，才能把喜欢的东西牢牢抓在手里，才能拥有任性的底气和真正的自由。
转眼到了初中毕业的关键时刻。这次初中毕业统一考试，意义非同一般——成绩优异者，才能考入中专（中等专业学校）。在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跳出了“农门”，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端上“铁饭碗”，是无数农村学子乃至家庭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刘丽娟自知成绩一塌糊涂，凭自己的真实水平绝对考不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她把四丫拉到一边，半是威逼半是利诱：“四丫，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替我考！只要我能考上，以后我让我爸给你在镇上也找个轻省工作，肯定比你回村里，或者自己瞎闯强！”
四丫心里瞬间明镜似的：若她父亲刘副主任真有那么大的能量，能随意安排工作，何必让她女儿如此紧张一次考试？甚至直接操作一下升学名额岂不更简单？这分明是张空头支票，是**裸的利用。但她脸上立刻浮现出受宠若惊又略带惶恐的表情，甚至主动替对方考虑周全，展现了超乎年龄的缜密：“丽娟姐，你放心，我肯定帮你。但这是毕业考，监考严，我们不能太明显。我会故意写错几道题，把分数控制在刚好能上中专分数线、但又不出挑的位置，不然考得太好，反而不像你的水平，会惹人怀疑的。”
考试那天，四丫像个最精密的操盘手，冷静地操控着笔下的分数。她不仅准确答对了足够及格的题目，更精心设计了几处“遗憾的失误”，最终呈现出一份完美贴合“刘丽娟水平”的答卷——总分险险擦过中专录取线，各科成绩看起来是她“超常发挥”却又合情合理。结果毫无悬念，刘丽娟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专录取榜上，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国家干部”的门槛。
事后，刘丽娟的父亲，那位面色总是很严肃的刘副主任，特意在家里“接见”了四丫。他塞给四丫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足够普通农家生活大半年的钱和粮票，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安抚和警告：“小江同学，这次你‘帮助’丽娟进步很大，这些是奖励你的。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以后……就安心去读高中，脚踏实地，安分守己，将来或许还会有别的出路。” 话语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拿钱闭嘴，安分点，别妄想借此攀附或声张。
四丫垂下眼睑，乖巧地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封口费”，脸上堆满感激零涕的笑容，嘴里说着感恩戴德的话。但当她转身走出那栋在镇上显得格外气派的干部小楼时，夏天傍晚温热的风吹在她脸上，她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比冬天田埂下的寒风更冷。这次的替考经历，像一把冰冷的刻刀，在她心上清晰地刻下了对权力与规则运作方式的认知：个人的努力与才能，在固化的权力和关系面前，竟可以如此轻易地被窃取和置换。她紧紧攥着那个信封，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在心里对自己发誓，声音冰冷而坚定：我一定要挣脱这令人窒息的一切，要爬到足够高的地方，高到规则由我来定，高到再没有人能随意拿捏我的命运。我要把一切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那时，她才十一岁左右，在其他孩子还在为一块糖、一个玻璃弹珠嬉笑打闹的年纪，她的心智却已在困境的磨砺和书本的浸润下，过早地成熟甚至苍老了。她原本的梦想简单而质朴：考上中专或者好好读完高中，找个像村里会计或者供销社售货员那样安稳的工作，攒钱把外婆的茅草屋修葺一新，最好能盖间亮堂的瓦房，让操劳了一辈子的外婆能安享晚年。
她偶尔也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那个素未谋面的母亲江霞。外婆口中的母亲，善良、倔强、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改变家境，敢独自一人闯荡香港。小时候被村里顽童骂“野孩子”时，她还会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无比渴望母亲有一天会像故事里的仙女那样，穿着漂亮的衣裳，突然出现，把她接走，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但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通过阅读报纸和书籍，她渐渐明白了时局的复杂与严峻，母亲归期渺茫，甚至生死不明。现实的残酷像冷水浇头，她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只有变得强大。
她的那些“小聪明”和初露端倪的算计，在村里也没闲着。江舅妈的刻薄是家常便饭，明面上无法反抗，四丫便学会了迂回战术。有一次，舅妈因为她打猪草少了一点，又指着鼻子骂了半晌。四丫一声不吭，低头听着。第二天，她“无意中”在村里那个和舅妈素有积怨的胖婶面前，提起舅妈昨天又在炫耀娘家兄弟给她捎来了多么稀罕的糕点，还说胖婶家闺女穿得像个叫花子。胖婶一听就火了，当即叉腰冲到江家门口，和舅妈展开了一场经典的乡村骂战，最后甚至动起了手，引得全村人围观。四丫则躲在人群后面，冷眼看着那两个扭打在一起的身影，心中涌起一种混合着报复快意和冰冷疏离的感觉。外婆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事，没有严厉责骂，只是晚上搂着她，轻声说：“囡囡，外婆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记住，聪明劲要用在正道上，跟这些糊涂人纠缠计较，只会脏了自己的手，跌了自己的份儿。”四丫表面乖巧地点头，心里却未必全然认同。在她看来，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能达到目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好手段。她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无害的外貌、甜糯的言语、甚至是精心伪装的弱小无助，来分化潜在的敌人，团结一切可以暂时利用的力量，为自己在这艰难时世中谋取一丝狭小的生存空间。她无师自通地实践着某种朴素的生存哲学。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进入七十年代后，江霞从香港的汇款，从之前的准时足额，变得断断续续，最后，竟彻底中断了。起初，外婆还安慰自己，或许是时局动荡，通信不便。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依旧杳无音讯，连一封解释的信都没有。外婆本就多病的身体，因这日夜的担忧和焦虑，迅速垮了下去，咳嗽得愈发厉害，有时痰里都带着血丝。江舅妈和舅舅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对外婆和四丫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之前看在汇款份上勉强维持的表面和平也彻底撕破，连带着之前承诺分担的少许药钱也开始克扣、拖延。
面对外婆躺在病榻上对女儿无尽的担忧，以及舅舅舅妈整日的抱怨和冷眼，年幼的四丫内心竟升起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她对那个记忆模糊、仅存在于外婆讲述和一张泛黄照片里的母亲，并无太多深刻的感情羁绊，甚至隐隐有一丝怨怼——如果不是她把自己丢在这里，外婆或许不会这么操劳成疾。不想要不喜欢自己，又为什么要生下她这个包袱。她所有的焦虑和恐惧，都无比具体地集中在眼前：外婆咳得更厉害了，脸色蜡黄，没有钱去买那副昂贵的止咳药，怎么办？夜里听着外婆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四丫紧紧蜷缩在床角，对“穷”这个字的恐惧，达到了顶点。那种源于极度匮乏而产生的、对金钱近乎本能的渴望与焦虑，像无数条冰冷的藤蔓，紧紧缠绕住她幼小的心脏，几乎让她窒息。她开始对周遭的一切，包括舅舅舅妈那点可怜的算计、村里人的闲言碎语、甚至外婆病弱的身体，都产生一种奇异的抽离感。仿佛只有那些实实在在能抓在手里的、能换来粮食和药品的“钱票”，才能给她带来一丝微弱的安全感。
不幸的童年，如同一场缓慢而残酷的凌迟，正一点一滴地塑造着未来那个在全球金融世界里翻云覆雨、内心复杂扭曲的江雁。她过早地学会了算计与隐忍，熟练了利用与伪装，却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温情、对依赖、对人性良善的基本信任。那个在渔村风雨夜里，蜷缩在破败茅草屋中，听着外婆沉重呼吸声的小女孩，她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的、没有退路的生存游戏。而游戏的第一课，外婆正在用逐渐消逝的生命，让她刻骨铭心地领悟到：穷，是世上最彻骨、最无药可救的病。而要治好这病，她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多到足以填平一切恐惧和不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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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970-江四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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