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明媚，纽约文化中心正在举办一场“文化认同与全球行动”的小型圆桌论坛。杨琳作为合作项目方之一，被邀请参与对话。
她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发言与交流，却在签到表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简文汐。
简教授。
那是她本科时代最仰慕的一位老师，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曾是她申请波士顿博士的推荐人之一。那时的简文汐，是典型的“学院派中坚力量”，发表过大量高引用论文、带出无数研究生，也是她对“学术理想主义”的最初投射。
但在博士一年级时，杨琳得知简教授突然辞职，远赴东南亚做一线文化项目，从此淡出学界。
她曾疑惑，也曾震动。如今三年过去，竟在纽约再度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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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汐站在讲台侧，头发剪短了，神情干练，眼神依旧澄澈。她的分享干脆利落，没有华丽修辞，却句句直击人心：
“我们曾以为文化研究是为了理论，但后来发现，它更像一座桥——连接那些没被听见的声音，和那些习惯了视而不见的世界。”
台下掌声不大，却格外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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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杨琳犹豫片刻，还是走了过去。
“简老师。”她喊出这个称呼时，自己也愣了一下，“我是杨琳，您还记得我吗？”
简文汐回头，露出笑意：“当然记得。你已经在做很棒的事了，我听说过你的项目。”
他们找了个角落，坐下聊了半个小时。
简文汐没有问她是否后悔读博，也没有提起离开学院的决定。她只淡淡说：
“我不是逃离体制，而是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与现实共振的事。学术很好，它锻炼思维。但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待在象牙塔里。有些人注定要走到田野里、人群里。”
杨琳听着，忽然想起自己这几个月的所有动摇、挣扎、计划、辩证和等待。
她忽然明白了——自己不是“不够坚定”，而是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走向坚定。
临走时，简文汐拍拍她肩：“你不用成为任何人。但你已经在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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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杨琳独自回家。
沈奕临时加班未归，屋里空空的，她泡了杯茶，坐在阳台。
纽约的夜，像她的心，一层一层地安静下来。
她望着那一排排灯火，轻轻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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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她还没对任何人说出答案，但她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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