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冷漠的。
从大姐上初中开始，我们就基本没太多在一起的回忆。放学回家、过年放假，她都在房间里看书学习，很少出来。后来上高中住校，上大学在外地，大姐和家里的交集就越来越少了。逢年过节才会回来，回来也是沉默寡言。有时候，我有意想和大姐套近乎，却感受到冰冷的疏离。
一次年后，她要回学校，我说：临走之前，我们抱一下吧。
大姐和我抱了，却弓着身子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浅抱一下就迅速撤离。我不知道大姐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小时候，我们还在一起玩捉迷藏，那么开心，睡在一起，那么亲密。
直到大姐读研一，偶尔到学校来看我，我们促膝长谈了几次，我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大姐研一，我高三，那时我已经没住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
大姐来学校看我。
我和她聊起小时候的事，向她倾诉和母亲吵架的琐事以及我内心的苦楚。
大姐感同身受，对我说：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在我还是**岁的小孩时，就已经感受到。那会我在家是老大，你们俩有什么情况，就像你提到的，总是我先挨打。
记得有一次我捡到了两毛钱，带着你们俩去买饼干吃，结果在路上你摔了一跤流了鼻血。回到家，妈看到了，问都没问，对我就是一顿暴打。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件印象最深刻，当时觉得特别无辜。
还有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年冬天，家里太阳能水管坏了，爸爸在家，我刚好也寒假在家。爸爸在上面喊，叫我拿一把扫帚给他。我当时想屋顶上不好扫，拿一把长把的好用一点，拿给爸爸，爸爸也没讲什么就用了。
后来那把扫帚被扫的样子有点难看了，拿下来给妈看到了，拿到扫帚就用扫帚把打我，还讲一大堆我不孝之类的话，那会二姑也在，我觉得很伤心，当时我都已经二十二三岁了。
这都只是其中的一两件事情而已。
曾经也想做些什么去讨好家人，很多努力都说明做什么都是白搭。
在家看书，说我是为了不想干家务，把看书当遮羞布；那我就帮忙干活，又说一年给我交那么多学费，怎么不好好学习，然后就是一大堆不孝之类的话。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特别是我上三年高中四年大学的七年里面，妈妈养我就是要回报的。她一直都觉得我上高中了，就要回报给她了，可是我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所以我在痛苦中度过了七年向家里拿生活费的时光。
这七年我在家话不敢说，吃饭都觉得是愧疚，她可以随便说我，各种难听，我都已经习惯。
到我读研，自己也拿了足够自己生活的奖学金，争取到学费全免，不要再向家里要生活费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忽然觉得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我可以不用再奢求家人给予温暖。如果我生下来就可以自立，就不用忍受这二十多年的精神折磨。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选择在出生的那天离开。
很多时候，我觉得跟家里人根本没办法沟通，不管做什么换来的都是一顿说，我一年不回去几次，因为我对家真是没有留恋，在外面有点委屈都自己消耗，如果想跟家人说说，她们永远都比你更苦。
所以，我建议你嘛，不要再奢望家人认可理解什么的，做自己想做的，早点独立出来，我们家就是一个没有温暖的房子。」
大姐推心置腹的倾诉，让我几次泪崩。
她说的扫帚事件其实我知道得比她更全面。
当时我马上就要中考。母亲要求我考500分，又希望我和大姐一样考上当地省示范高中。
我对大姐说：省示范高中600分都不一定能考上，500分怎么可能，这样的要求不是相互矛盾吗？
大姐就在饭桌上说了这事。当时二姑也在。母亲觉得自己在亲戚面前丢了面子，脸色立马拉了下来。但大姐说得有理，她不好发作。我看她暗沉下来的脸色就知道马上有大事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下午，母亲终于抓到了大姐的‘错处’，说大姐不该把好扫帚拿给父亲去扫阁楼，白白糟蹋了这么好的扫帚。当即大发雷霆，当着二姑的面也毫不顾忌，抄起扫帚就是一顿暴揍斥责。
这只是借着扫帚的由头宣泄饭桌上的怒气罢了，虽然这扫帚的理由也并不高明。
后来二姑和我闲聊还说到此事：何娇都这么大了，哪能说打就打，扫帚扫坏了不就只是一个扫帚，哪有侠们（孩子）金贵？
大姐觉得跟家里人根本没法沟通我也深有体会。
曾经我也尝试过和家人沟通。
初中的时候，前桌同学和我们分享回家以后和父母说学校里发生的奇闻轶事，父母的搞笑反应，我当时觉得很羡慕，也想和他一样。
回家之后，我就和父母分享我们班的班主任姓□□不变的蘑菇头发型，班里的同学就给她起外号‘蘑菇头’和‘老宋头’。家乡话里，‘老宋头’是‘大蒜头’的意思。
我本想博得父母一笑，结果母亲却说：你一天到晚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竟关心这些有的没的有什么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成绩能弄好吗？
父亲也不说话，一副恨铁不成钢，好像我犯了多大错的样子。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愿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事了。
大姐还说：
「妈体型比我们胖，经常对我说内衣什么的穿宽松了就带回去给她穿，那我就带回去呗。那会我还在上大学，生活费都是她们给的，一个月两百，讲实话饭都不够吃。带回去她穿了两天，里面的钢圈出来了，你也知道家里面洗衣服的方式。
然后，妈就跟我讲，这个衣服都坏成这个样子了，她穿难受。
我当时就接了一句：要不是因为宽松了，我实在穿不了，我都还在穿。
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魔力，当天晚上她就暴跳如雷。我们吵了一架，准确讲是妈在吵，我一直在解释，晚上妈就到楼上去睡了。
后来听说第二天妈就到你这哭诉。
第二天爸爸也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跟妈怎么怎么。
你知道吗，我把那件内衣带回来给妈，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是有点旧，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给了她我都没有钱买新的。本是一片好意，到最后我搞的里外不是人。现在我的衣服穿到宽松了，我宁愿扔掉，也不要带回来。」
这件事我听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母亲跑到学校和我哭诉，泪水涟涟，说的是大姐看不起她，要不是内衣旧了，宽松了，根本都不会带回来给她穿。然后就上升到大姐不孝之类的话。
我了解母亲的性格，当时虽不知事情全貌，但我知道大姐一定不是母亲说的那个意思。看着母亲的眼泪我实在共情不了一点，简单敷衍了几句。
现在看来，‘内衣事件’和我的‘凉皮事件’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母亲是极度敏感的，是难以沟通的。无论我们说什么，怎么解释，她听不进去一点，好像总是沉浸在自己虚构的负面情绪里，自虐而不自知。她像一个黑洞，吞噬着我们所有的快乐。
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像一团长满刺的乱麻，怎么理也理不顺，还扎得满手是血。
我和大姐有很多共同话题，那一次的促膝长谈，让我感受到了她的理解和温情。
她不是冷漠的，她只是在心里建立了一道屏障，不再留恋、不再期待这个冷漠的家能给予她温暖，表面看起来冷漠罢了。
那一天，我们躺在温暖的床上聊天，一起看杂志，很是温馨。
杂志的中间一页有一些趣味题。
比如：有两根一样的香，每根香烧完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你能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一段45分钟的时间。
我想得比大姐快。
我说：把第一根香的一头点燃，同时把第二根香的两头点燃。在第二根香烧尽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再把第一根的另一头也点燃，那么等到完全烧尽之后，刚好是45分钟。
大姐觉得我说的有理，翻到杂志最后一页看答案，果然和我说的一样。
她说：你真聪明。
我开心极了，出租屋里充满了我们的笑声。
忽然，屋外响起了电瓶车驶来的声音。
我的出租屋是房东家院子大门边上的一间，房东每次回来都会将电瓶车放在我的门口。我知道是房东，可依然不自觉的紧张。
我和大姐手上的动作同时停下，不再沉溺于刚才的温馨趣味题，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着屋外电瓶车的动静。
房东停下，打开站架，关上电源，拔出钥匙，随即电瓶车发出一声‘嘀——’的响声，我的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直到房东的脚步声走远，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很奇怪的感受。
我对大姐说：你知道我刚才是什么感觉吗？
大姐说：明明知道她不是妈，但心里就是害怕，明明我们没做什么坏事，却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要藏起来，不然马上就要掀起惊涛骇浪。
我说：对对对。
大姐说的是她自己的感受，却也精准地表达了我内心的感受。
说到这里，外婆问：什么意思？你和何娇害怕电瓶车的声音是因为你妈？
我嚅嗫道：对啊。
外婆像抓住了我无理取闹的把柄，说：这回可不是我说你啊。骑电瓶车的人又不是你妈，她人都不在，这种事怎么能赖上她呢？
我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外婆听说过吗？这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英文简称PTSD。被蛇咬一次都能怕十年，更何况我们每天都待在这种环境下呢？
外婆嗤之以鼻：你这孩子撂得着（无可救药），你妈要是知道得多寒心啊。
我没理会，转移话题道：外婆还不知道你去世后二姐都发生了什么事吧？
对于从小手把手带大的二姐，外婆还是颇为关心，一下子就被我掐灭分歧的战火，问：二丫头怎么了？
我说：二姐跟人私奔了，结婚了，怀孕了，父亲去找她，她也不愿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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