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代，正是计划生育政策最紧的时候，一家只允许生一个小孩。头胎不论男女，所有生过孩子的妇女都要被大队干部拉去上环或做结扎手术，母亲也不例外。
父母头胎是女孩，为躲避计划生育继续生儿子，他们奔逃在外生了二胎。
只可惜又是个女孩。
母亲虽生得人高马大，生孩子的道路上却吃了不少苦头。
生大姐的时候难产，失血过多。
医生说：输血能加快恢复速度。
奶奶舍不得十块钱买血救命，硬是让母亲昏迷了小半月才挺过来。这半个月，母亲的每顿饭都是父亲嚼碎了再喂到她嘴里。
母亲总说：每回想到这个就一阵恶心。
生二姐的时候，倒算顺利，可二姐不会喝奶，一喝就从鼻孔里冒了出来。眼看着母乳喂不进去，一直哭闹磨人，这可把一家人整得焦头烂额。最后是大伯的老婆，我大妈，在我二姐哇哇大哭的时候，看到二姐喉咙没有门中。
正常人的喉咙中间有个小揪揪，形成两扇门，二姐的喉咙只有一扇门。
大妈一阵惊呼：这孩子没有门中呢，难怪吃不进去奶。
发现了问题，父母赶紧带二姐去医院。
奶奶拿出十块钱给父亲，说：就紧这十块钱瞧，瞧不好就算了。
谁承想，看病花了三百多。
医生说：这孩子以后不能喝母乳，只能喝奶粉，一勺一勺躺着喂。
那时候一瓶奶粉十几二十块，这对于本就一贫如洗的父母来说，无疑是负担不起的开支。
父母只能到处借钱，当时大姑刚结婚不久，小姑订完了亲事未过门，都没有钱。只有远嫁合肥、在城里打工的二姑还能帮衬一点。
父亲常说：你二姐的喉咙就是近亲结婚导致的。
父母还要继续生儿子，不能带二姐回家，也没办法上户口，最后将二姐抚养到可以吃饭就托付给外婆，随母姓石，明面上说是外婆那边的小孩，跟何家村没有关系。
之后父母到杭州打工还债，在这期间，母亲又怀一胎，但是这胎孕反激烈，母亲招架不住，最后只能堕了。
母亲常还懊悔说：那个流掉的老三反应那么大，肯定是个男孩。
93年，我来到了母亲的肚子里。
临盆之时，折腾了她四天三夜。
村子里的妇女怀孕从不孕检，生产也是请有经验的婆婆来帮衬，在家里生。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去医院的。
母亲说我们这一代真享福，产检一条龙，顺产不行剖腹产，生产的时候还有镇痛棒，哪像他们。她生我的时候疼得受不了，最后就在地上跪着，手撑着地慢慢爬。
结果吃了这么多苦，又是个女孩。
医生说我母亲的身体不适合再生育了，生老大已经伤了元气，后面又生又流产的，再生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
这话对于父母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这就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有儿子了。
我没见过父母知道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是怎样的表情。
只听说，二姑到医院去探望，问：男孩女孩？
父亲说了句‘女孩’后，几个人就抱头痛哭。
奶奶得知消息时，正在厨房大锅台烧饭，听说是女孩，她柴火一丢，哭天抢地：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老何家要绝后了呀！
同村好几个人扶着她，那哭声真叫一个悲天动地，她丈夫去世都没这样哭过。
父亲在医院的垃圾桶里看到一个被丢弃的男婴，好像还活着，对二姑说：要不就把那个男婴捡回来，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也算有儿子了。
二姑说：那孩子一看就已经不行了，谁家生个男孩还丢了呀？指不定身上有什么毛病。
父亲觉得有理，此事遂作罢。
不打算生儿子了，家还是不能回，有了我回去就要面临巨额罚款。父母要挣钱还债，没法将我带在身边。外婆年事已高，又带着二姐，再多一个我就实在无力承担了。
无奈之下，父母决定将我送人。
他们在医生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对无法生育的军人夫妇。
军人夫妇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医生还说：最小的孩子是最聪明的，比老大老二都聪明。
父亲没有说他经历过怎样的内心挣扎，总之，在签字的最后一刻，他反悔了。
后来我问父亲：你为什么不把我送走？军人夫妇哎，读过书也一定有涵养，又不能生育，只有我一个孩子，一定会对我很好，把我送走我就不用受苦了。
说此话时，我浮想联翩：我生活在城市的高楼里，家里地面贴着瓷砖，铺着地毯。我学习很好，轻易就考一百分，养父母觉得自己很幸运，捡到了我这么好的孩子。下班之后，还会抱着我亲亲，脸上充满了笑容。偶尔闲暇，我还在家里弹钢琴……
父亲笑了笑，说：不是舍不得吗？万一不好呢？毕竟不是亲生的。家里再难，也不会少你一口饭吃。
这大概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父亲的转折差不多。
爷爷的决定影响了父亲的一生，父亲的决定同样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每当长辈们说起这些往事，我总感觉我生来就是不被需要的小孩。
长辈却总说我是最享福的，生下来什么都不缺，一直被父母带在身边，一点苦都没吃过。
那时的农村有很多被遗弃的女婴，有的送到荒郊野岭给狼叼走，有的送到河边淹死，外婆就在河边见到过被淹死的女婴。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头胎是个唇腭裂的女婴，直接丢到尿桶里淹死了。
我在大人们的饭后闲谈中听到此事，颇为震惊，当时还在想：尿桶多骚啊，干嘛不丢到水缸里？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重男轻女，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家虽没有男娃，‘重男轻女’的思想却在我的成长中如影随形。
小时候，寒暑假我会偶尔到亲戚家玩几天。有一年暑假去了大姑家。大姑有一儿一女，每次买冰棍都会给儿子买五毛钱的，给我和表姐买二毛钱的。
我很疑惑。
表姐说：一直都是这样，我妈说男孩子比女孩子金贵。
小学三年级，一次放学回家，母亲做了一份蛋炒饭给我吃。
那时，父母已经做起了煤炉生意，家里的条件也越来越好，能吃到鸡蛋并不稀奇。但以往母亲只做给父亲一个人吃，我们姐妹三只能在旁边咽口水。
母亲说父亲是家里的劳动主力，要吃好喝好。
偶尔早晨买五个点心，也不是一人一个，而是父亲三个，我一个，两个姐姐一人一半，母亲不吃。
我捧着母亲给我做的蛋炒饭非常高兴，那种美味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
母亲也看出了我的开心，笑道：你要是个男孩子，我天天都能做给你吃。
我没有接话，只在心里疑惑：为什么我是个男孩子，就可以天天吃蛋炒饭，女孩子就不可以天天吃呢？
后来计划生育越来越严，父母一直奔逃在外。大队干部抓不到人，就要抓家里的人要挟。大姐还是孩子不能抓，奶奶需要照顾小孩，又是老人，也不能抓。大姑嫁人了，二姑也在合肥成家了。只剩下定了亲但未过门的小姑。
奶奶只好让小姑住在她的未婚夫家避避风头，结果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睡，**，小姑就怀孕了。
二姑知道了非常生气，在当年未婚先孕可是让家族蒙羞的大事，更何况，家里那情况，一时半会还没法结婚。二姑陪着小姑做完流产手术，就将小姑接到自己家住。
小姑父千里迢迢跑到合肥要人，二姑死活不给。吃了闭门羹的小姑父又把在合肥挖砂的大伯请来给他做主。
二姑据理力争，毫不相让：你请大伯来做什么？你就是把我爸请来也没用？大伯你讲，我妹没有结婚住在自己姐姐家没有任何问题吧？哪有大姑娘家没给人，就住到男人家里去的？
二姑说得头头是道，怼得大伯哑口无言。小姑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也不顶用，最后只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二姑和小姑父也从此结下了大梁子。
父亲知道了家里的情况，最后决定还是回家。
他说：家里所有的书都让我一个人读了，妹妹们在家务农，吃了不少苦头，我这个做大哥的没能帮到他们，还处处要他们接济。现在为了生儿子，弄的家不是家，人不是人。回去吧。该怎样就怎样，难不成还不给人活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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