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天上人间夜总会所发生的事，在我心里乱成一团。这一切是多么可耻，我思绪沉重，太可耻了。我没有想到这年月的聚会就是这样子。还社会精英哪，他们相互缠绕在一起，简直就像一窝冬眠的蛇，敖博说过。敖博可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甚至有点愚蠢，但他这一句话却说得一点不假。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再演奏流行音乐，而是要以艺术作为人生战斗武器。
我本以为他这样做是在帮天上人间老板吴辉的忙。可是，吴辉却不能原谅他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表演，因为他的表演把他肯出高价的客人由小资情调梦想说教者变成了摇头愤青。
到那时为止，吴辉也仅限于无限期解雇当晚打架斗殴的那个保安和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敖博和段信军——他的乐队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拉手。
然而，好景不长。在敖博他们被扫地出门之后，吴辉却因为另外一位神秘的客人在天上人间被殴，而遭到勒令停业整顿三个月的严厉处罚。
那位神秘客人据说是“京城四少”之一，吃霸王餐时遭到保安的毒打，而当时吴辉并不在现场。尽管客人吃霸王餐之事时有发生，尽管他们使用了小姐却不肯付小姐服务费，甚至盛气凌人地当众殴打了三个保安，要知道他拔出手枪就已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那些保安个个都是当兵出身，枪都玩腻了，哪吃他这一套。
直到现在我几乎都难以想象，没有了工作和报酬之后敖博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段日子，他像个幽灵一样终日游荡在九江的大街小巷，无家可归。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没有过真正的朋友，没有哪个姑娘正眼瞧他一眼，有时几天都不和旁人说一句话。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过，没有人生目标，没有生活乐趣。就像一艘没有罗盘的船，随波逐流。
七月一日晚上十一点，我从图书馆到家的时候，敖博还没睡。我在他房门口停下来，想进去同他打个招呼。屋里传出悠悠的吉他声。这是一曲哀愁的西部民族风格音乐，犹疑而伤感。大概是敖博即兴创作，听不太清旋律。我一动不动地听了两三分钟才敲门进去。敖博打开门后，看了我一眼，又转身仍然沉浸在演奏当中。只有屋角的一盏小灯亮着，在一缕幽光的映衬下，房间显得很空旷，还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我坐在窗边的一把旧皮椅里。窗外，这个城市已经进入梦乡，帘子随着午夜的和风轻柔地摆动。他合上眼睛，耳畔忧郁的吉他声宛如流水淌入心田。渐渐地，我感到浑身的骨骼、肌肉、毛孔都在一天的疲惫之后，和着乐曲悄然舒展开来。我相信这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化，变得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敖博的歌似乎是我唯一能够相信的东西，当然，他的爱情更让我感到温暖，他的愤怒是我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拘谨，他的温柔就是我的声音。
敖博忽然停止了弹奏。他细长的手指放在琴弦上，凝视着伤痕累累却擦得锃亮的吉他。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结束了。”他冷不丁的一句话让我不知所措，我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我要去了。”敖博的话自言自语，好似继续着一个已经谈了几个小时的话题。
“什么？”我端详着眼前的好友，看他是不是喝醉了，说胡话。
“我搭明天下午五点的火车离开。我不能在这里无所事事，虚度大好青春，就让一切从这里开始吧。”
我感到头晕目眩，似乎听不懂敖博的话。
“你要去哪？”
“去台湾，那里有一场演唱会邀请我参加。如果回不来，就去瑞典。”
“为什么是瑞典？”
“为了斗争需要，因为那里除了可以杀死我每一个身份之外，还有杀死中国音乐的价值。”
“你说什么？”我都给搞糊涂了，“为了斗争？”
敖博爽朗地大笑起来。他走到窗户前，倚在窗框上，揪开窗帘，看着外面。“我忍耐得太久了，”说着，他的声音严肃起来。“地狱从来不是立即让你掉下去的，而是一点一点吞没你。你很难想象，一个受尽苦难，在苦水里泡大的魔鬼会是个什么样子？麻木、空虚、无权、无尊严……做人都做到这个份上，他还算是个人吗？有些人的头脑，正如哈利法克斯所言：像他们的帽子一样，风一吹就飞掉了。那些甘心做奴隶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由的力量。自由不仅为滥用权力而失去，也为滥用自由而失去。自由死亡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是残骸。看看现在的你我，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活中的一切都在令人迷醉的酒精中化为乌有——天地阴阳，自古黄泉各分两路，人鬼彼此皆殊途。生活本身可以没有意义，但从现在起，我要为它赋予一个意义。为了让我们这些鬼能变成人，我倒想抢先一步——这辈子我都在徘徊等待，这次我要主动出击——”
“你觉得这样做会好起来吗？”我不解地问。
敖博转身，直视着我，笑了笑，说：“别问我，老弟，永远别这么问我。”他表情肃穆，“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人家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我不干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不确定性，以至于不知所措。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人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拥有目标和追求；如果生活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就等同于死亡。所以，我不能让自己整日沉浸在酒精中，麻痹希冀与幻想，心安理得地欺骗着自己。过去无可挽回，未来可以改变。一个人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由自身赋予，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作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去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对于这一点，我在专辑《□□中烧》《怎么办》《要命的音乐》和《唱出来的革命》里早已表明了。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苇草，思想启蒙，改变命运，改造社会，就是我明确的人生目标……”说到这儿，敖博露出笑容，“或许我这么做牺牲的是盘古，但盘古将会创造世界。我想再弹一会儿吉他，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木木地应道。可脑子里不断有个声音在重复：他的音乐必定会遭到封杀，前途遭到拦截，他们一定会逮捕、审判、清洗他。”
敖博又坐在椅子上，抱着吉他，眉头紧锁，奏出一支我从未听过的音乐。此时的敖博只要抱起吉他，似乎周围一切都不存在了，原本注定一败涂地的人生，因为他这把吉他而放散出摄人心魄的光芒。
第二天，敖博就离开了九江。他不许我和段信军去火车站送他，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家具、书籍，甚至衣服。临走前，他审视地看看一年来所有的家当，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说：“这些都用不上了，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他只拿起一本《英国皇家特种部队教材》塞进口袋，预备在去台湾的旅途上拿它消磨时间，还开玩笑：“人越是一无所有，胆子就越大，没有了这些，有些事可以做得更为彻底。”
一切准备就绪，敖博冲我们挥了挥手，带着圣人似的微笑，并以他独一无二的方式甩了甩，那被汗水粘在长有几颗青春痘额头上的头发，就这样永远告别了住了一年的家。
我望着他的背影，鼻子酸酸的，心中有种预感，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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