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贪污行为深恶痛绝，这不难理解，每当他想起父母因官吏贪污赈灾粮而饿死的场景，就恨得咬牙切齿，在他看来，这些贪官都该死。他一心想打造一个官员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纯净王朝，并为之全力以赴。
然而，梦想与现实往往有差距。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满怀深情地对大臣们说：“以前我当老百姓时，看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不管不顾，心里痛恨至极，今后一定要立法严禁，遇到危害百姓的贪官，绝不饶恕！” 他说到做到，颁布了史上最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六十两以上银子者，立即处死。要知道，即便在开国初期，六十两银子也不算大数目，这足以显示朱元璋肃贪的决心。
为增强震慑力，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令人胆寒的政策。唐宋以来，县衙布局大多相似，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等结构，但明朝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了一个土地祠。这土地祠可千万别晚上去看，因为它是用来剥皮的，剥的是贪官的人皮。朱元璋规定，贪官被处死后，要剥下皮，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挂在公座旁边，以此威慑其他贪官。
最早享受这一 “待遇” 的是朱亮祖。他是朱元璋的老部下，开国大将，战功赫赫，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州，位高权重。但他有个致命缺点 —— 骄狂。
当时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道同，是个清廉的官员，执法严厉，因此与当地土豪劣绅产生矛盾。土豪们吃了亏，就拉拢朱亮祖，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后，开始干涉道同执法。他多次与道同发生冲突，甚至派□□暗中伏击道同，对其殴打。但道同并未屈服，一直与朱亮祖顽强斗争。
矛盾逐渐升级，道同抓住恶霸罗氏兄弟后，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劫走犯人，还向皇帝上奏弹劾道同。道同也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可他忘了朱亮祖的优势 —— 快马。道同派人用的是驿站的马，朱亮祖用的是军马。朱亮祖料到道同会告状，便挑最快的马，抢先赶到京城，狠狠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容易冲动，看到朱亮祖的告状信，立刻派人斩杀道同。
不久，道同的奏章也到了，朱元璋一对比就发现问题，赶忙派人去追，但为时已晚，道同还是被朱亮祖杀害了。道同为官清廉，家中没钱，死前最担心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母亲，然后从容赴死。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以为没了道同，自己和土豪恶霸就能高枕无忧了。虽说他还是有些不安，毕竟跟随朱元璋多年，深知朱元璋的行事风格，但他觉得自己是开国大将、侯爵，朱元璋不会为一个小知县对自己怎么样。过了一阵，朱元璋没什么反应，他就安心了。
所以，当大理寺官员拿着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虽有兵权，但还没疯狂到和朱元璋对抗，老实地交出兵权，和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官员又问他儿子朱暹在哪，他一下就明白了。朱元璋的原则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一路上，朱亮祖还心存幻想，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不过杀了个知县，最多受点责罚，不会被杀。但现实残酷。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被押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二话不说，拿起鞭子就抽朱亮祖，侍卫们见皇帝动手，也纷纷加入，最后朱亮祖父子被活活鞭死。“鞭死” 二字，令人胆寒。
朱元璋杀掉朱亮祖父子后，下令处死所有参与此事的恶霸。念在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朱暹等人的皮被剥下，挂在闹市示众，以儆效尤。朱亮祖无意间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而且这一现象在明朝延续了下去，很多直言大臣都因此丢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更加严厉，他还制定了一项空前绝后的政策：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将其绑起来送京治罪，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若有人阻拦，不仅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不过，这一政策在明代实施的人不多，操作性不强。
与群众检举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一旦发现官员贪赃枉法，就会上报。朱元璋也非常积极，哪怕情报半夜送到京城，他也会立刻处理。有时候，贪官刚收红包，第二天纪检官员就找上门来将其抓回论罪，效率极高。
朱元璋用尽各种手段，全力配合肃贪工作，按说贪污现象应该消失，可实际并非如此。
朱元璋制定的法律规定刑罚有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理解不难，客观来说，这些刑罚在封建社会不算重，这是朱元璋考虑前朝刑罚过重而改进的。但朱元璋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时，可不止用这些。
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是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技术好，受刑者可就惨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人被割完肉都还没死。除此之外，还有抽肠、刷洗（用开水浇人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酷刑。
然而，在这些恐怖的刑罚面前，官员们仍然前 “腐” 后继，像敢死队一样，不断触犯朱元璋的刑律。自明朝开国后，贪污现象屡禁不止，朱元璋杀了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 年），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做满任期，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可不是好事，能平安退休都值得自豪。
朱元璋很困惑，这些官员饱读诗书，以 “朝闻道，夕可死” 为信条，为何当官后就变成 “朝获派，夕**” 了呢？他想不明白，但他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人 —— 杀！
可杀了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了，又颁布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别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者，不论是否满六十两，全部杀掉！” 即便如此，也没能止住贪污之风，官员反而越来越少。史料中有这样滑稽的记录：某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都是进士监生，一年后，杀了六人，这数字看似不多，但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明朝的奇特现象。很多犯人上堂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只是穿着官服，活像犯人。这是因为官员被杀太多，没人干活了，朱元璋虽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官员。于是他创造了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就是官员犯法判死罪后，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正担心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会突然来人，不管死活地把他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去衙门处理公务。官员得先给犯人判死罪，然后再去朱元璋那里领死。
朱元璋大力肃贪，效果却不好，这值得深入分析。一般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比较廉洁，而洪武年间这么多官员因贪污被杀，很不正常。朱元璋的一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存在问题，官员贪污固然是他们自身不法，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下面要讲的空印案和郭桓案就能说明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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