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空印案是一起影响广泛且罕见的冤案。
关于案件发生时间，《刑法志》记载是洪武十五年，但当事人记载是洪武九年（1376 年），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起因是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需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且地方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完全相符，当年地方财政计划才算完成。若有一个数字对不上，账目就得重新填造，而且重修账册必须加盖原衙门印章才有效。
这一规定在当时执行起来极为困难。那时没有现代交通，各府各县使者只能骑马、乘船，有时还得登山赶路。比如广西某地官员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年初出发，到京城可能已是早春。若账目核对有误，就得返回修改、盖章后再来。如此往返，可能夏天才又到京城，若还有错，又得重来。运气不好，可能快到第二年了。这一来一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官员们根本受不了。
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在于盖章环节。纸笔好解决，错了能改，但印不能随意携带，私刻公章在当时是很少有人敢做的事。于是，他们想到带上事先盖好印信的空白文册，这渐渐成了不成文规定，朝廷上下基本都知晓，唯独朱元璋除外。
洪武九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秘密，大为震怒，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他派人详细调查，奇怪的是，调查官员和被调查官员都清楚事情缘由，但没人敢说。因为上书辩解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包庇，这责任谁也担不起。
就在这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郑士利。他只是个没有背景和靠山的平凡生员，却凭借勇气说出真相。他利用平民上书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长信，指出空印文册用的是骑缝印，不是一纸一印，且钱粮数字需一一核对，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郑士利很聪明，还在信末为朱元璋开脱，说朱元璋是怕贪官污吏利用空印纸危害百姓。
但朱元璋还是把郑士利送去劳改了。因为朱元璋并非不清楚事实，他从各种渠道能得知真相。那他为何还要处罚官员呢？这源于他内心对官员的不信任，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深知官员徇私舞弊的能力，在他看来，这些官员靠不住。空印案让他觉得官员轻视他的权力，没经过他允许就私下盖印，这是对他权威的藐视。
郑士利虽被罚，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皇家威严和当官荣耀，却凭借勇气完成了壮举，因此被记入《明史》，他的《明史?郑士利传》彰显着勇气，值得我们铭记。
相对于空印案中获罪官员，郑士利算幸运的。既然案件定性，就要处罚。可几乎全国府县都有空印现象，不能把所有官员都杀了吧？这是个难题，但朱元璋总有出人意料之举，他真的对涉案官员进行了大规模惩处。
全国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很多省府县官员都与空印案有关。处罚结果是：主印官员全部处死，副手杖责一百后充军。此外，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有不少因监管不力获罪。这次惩处力度极大，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山东济宁任知府，为政清廉，平时省吃俭用，却因是主印官而被冤杀。
需要注意的是，空印案中被杀官员数目有争议，有些史料记载上万人不准确，因为朱元璋只处理掌印官员，副职并未被杀，他并非盲目杀人，有自己的政治考量。综合来看，空印案和肃贪关系不大，是官员工作变通手法引发的大案，在大家都明白且有人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仍处理此案，值得深思，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 “杀威” 行为。空印案在洪武四大案中规模相对较小，下面要说的郭桓案才是真正的大案。
【郭桓案】
郭桓案与空印案不同，此案确实存在贪污问题，但其牵涉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罕见，同时也存在诸多疑点。
洪武十八年（1385 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大诰》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令人触目惊心。
一是郭桓私分太平、镇江等府赋税，这些地方钱粮朱元璋未收到，全被郭桓私吞。二是私分浙西秋粮，当年浙西钱粮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交朱元璋二百多万石，其余私吞。三是在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多种赋税。总计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
郭桓不仅自己贪污，其同党众多，六部大多数官员都牵涉其中。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了上述高级官员外，侍郎以下官员都被处理。这意味着每个部除了尚书一人、侍郎两人（上述已列除外），其余办事官员都被杀，部长几乎成光杆司令。不仅中央官员，地方经办官员、富户、粮长等也大多被杀，此案共杀三万余人，导致 “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朝廷上下遭受重创。
不过，此案存在很大疑点。
第一，贪污数目存疑。明朝一年收入才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在朱元璋刚处理胡惟庸且有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作为侍郎，怎敢贪污数量与明朝一年收入相当的钱粮？当时肃贪力度极大，贪官在穷乡僻壤贪污都很快被告发，郭桓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有密探巡查，他怎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而且朱元璋废除丞相后亲自处理很多小事，若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他早该发现，不会等到御史告发。
第二，从常理看，贪污通常人越少越安全且获利越多。郭桓作为户部侍郎，要贪污粮食为何要与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合作？这不符合常理。
虽然此案有疑点，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子虚乌有，郭桓可能存在贪污行为，只是数量没这么大、同党没这么多。郭桓案最后颇具讽刺意味，主审法官右审刑吴庸也被杀。
经过这些大案，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有人传言朱元璋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要杀人，在肚皮上则平安无事，但这并不可靠。史料记载，官员们每天上朝都像开追悼会，穿戴整齐后与家人诀别，交代后事，散朝后若能活着回家就大肆庆祝。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很多官员想辞官回家，可这又会被认为是诽谤朝廷，是重罪。于是官员们想出装疯的办法。
以袁凯为例，他是监察御史，有次朱元璋让他把处决人犯名单交给太子朱标，太子主张从宽处理，并让袁凯转告朱元璋。朱元璋问袁凯太子和自己谁对，袁凯回答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这惹得朱元璋大怒，斥责他狡猾。袁凯回家后害怕，决定装疯。朱元璋派人用木工钻试探，袁凯强忍疼痛不出声。朱元璋仍不信，又派人查看，看到袁凯脖子被铁链锁住，趴在地上吃狗屎（其实是用面粉和酱料做的假狗屎），这才相信他疯了，不再追究。
朱元璋时期官员日子艰难，从肃贪到空印案、郭桓案，他杀了很多人，其中有该杀的，也有冤杀的，有人称他为 “屠夫”“杀人狂”，甚至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但从客观角度看，朱元璋肃贪目的是消除贪官污吏，这与他少年遭遇有关。他从小被官府欺压，悲惨遭遇多因贪官污吏，所以对官员极度不信任，一旦有案件发生，这种不信任就会扩大。
不过，朱元璋肃贪虽可敬，但效果不佳，他过分依赖刑罚，未完善制度。他统治时期贪污现象少，但他死后明朝贪污严重。而且朱元璋给官员的俸禄低，有人认为他故意虐待官员，实际上俸禄标准是经计算的，只是他没考虑官员除家庭开销外，还要养活办事员和人际往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俸禄就不够了。这显示朱元璋在这些问题上缺乏远见，比如他规定子孙不工作，靠俸禄生活，结果百年后子孙繁衍几十万，朝廷粮食都不够养活，导致一些皇子皇孙饿死，是好心办坏事。
【李善长的结局】
在朱元璋整肃官吏时，胡惟庸案仍在持续，不断有人因相关供词被杀。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亲家，其弟李存义是同党，但朱元璋考虑他在朝廷的影响力，没有杀他，还将李存义免死放逐到崇明岛，这算是很大的恩典。
然而李善长知道自己活不久，他太了解朱元璋，明白自己因参与谋反相关之事，不会被放过。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家修房子，他向老乡兼好友汤和借三百士兵当劳工，汤和却出卖了他，将此事密报朱元璋，这成为朱元璋对李善长动杀机的导火索。
之后，李善长亲信丁斌犯法，李善长上书为其求情，这又激怒了朱元璋。朱元璋将丁斌关入监狱拷打，丁斌供出李存义与胡惟庸谋反细节，李存义又供出劝说李善长的情况。
此时，李善长家奴也趁机落井下石，向朱元璋申述受李善长欺压，并状告他参与胡惟庸谋反，说得有鼻子有眼。同时，御史们也纷纷弹劾李善长，罪名五花八门。甚至钦天监也来 “凑热闹”，奏报星变不吉利，提出 “当移大臣”。
李善长虽无谋反理由，他儿子娶公主，他是朱元璋亲家兼第一重臣，胡惟庸谋反成功他也只是第一重臣，没必要谋反。但朱元璋还是要杀他。
临刑前，朱元璋见了李善长最后一面。两人对视，回忆起几十年前李善长投奔朱元璋时，彻夜长谈、相见恨晚的情景。那时李善长四十岁，朱元璋二十六岁。如今，李善长向朱元璋叩头谢恩，走出大殿，走上刑场。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杀李善长，夷其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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