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举行了三次模拟考，而我的综合成绩是全乡第一。
于是，我可以去城里上初中。
怎么说呢，我似乎一直知道自己能去城里，没担心过。而当这件事被确确实实定下来后，仍然非常欢喜，同时也担忧。欢喜，是没有让絮儿失望；担忧，则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在这之前，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就是地地道道的村里孩子，汽车都没有坐过几回。没钱没机会，也没有那胆子。
邻近出发的前一天，我妈给我收拾行李——也就是用个大的牛仔背包，装了两件衣服、一条裤子，本来要把那双泛了黄的小白鞋带上，被父亲否决了。
看起来很穷，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怜，只是信息、交通闭塞的西南大山中的乡村，没有那么丰富的东西可供选择。甚至，跟许许多多小学同学比起来，我仍认为我是过得富足的那一拨人：有零花钱，买得起基本的零食，也不穿补丁衣服，不用去打松树籽卖钱......
但这一切，都限于没有去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更多的东西之前。
从家到县城的远近，应该要从319国道重庆段的通车论起。我们那叫二级公路，在它通车以前，去县城坐小巴车走县道，绕山而走，全程大概3个多小时，如果遭遇下雨下雪恶劣天气，则会更久；在它通车以后，3个小时就缩短为40分钟，主要是遇水搭桥、遇山打洞，把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给掰直了，也拓宽了。
这时已经是2004年，我爸骑着他的老嘉陵摩托车，天刚亮就载着我往县城走，走了快一个小时才到。我记得，最后穿过一个亮着路灯的隧道，拐了半个弯，看到一座大吊桥，通体是老旧的米黄色，桥面一左一右两个粗壮的弧形桥拱，自上而下倾斜地穿着数根大钢丝，拉着桥面；桥下是一条河，河不是很宽，河水不多，河水还很清澈，还长着很多杂草。穿过大桥就算进城了，沿着一条不是特别宽的街直走，不久就经过一个转盘，再直走；拐个弯，又是一座桥，这桥简单，没什么造型；再直走，不久就拐到了另一条街，这条街就很窄，街两边都是饭店，路边有些小摊，小摊下面的地上黑漆漆的。直到我爸停下，喊我下车，让我站旁边等，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进城了。
这城，跟我在老家时从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的有高楼、有很多汽车的城市不一样，它甚至没有很高的楼，它的楼不仅矮，还很旧；它的街也不宽，也没有车来车往，大多数地方还很脏，跟乡下赶集的集市很像。
我想，絮儿应该不会在这里。我还想，可能我还得继续努力读书，去更大的城市才行，那种要坐火车才能到的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的城市，具体像什么呢？对，应该像奶奶说过的有电车的城市，坐上电车一会会，就能到屋门口。奶奶说的城市，是三伯一家在的地方。三伯开一个餐厅，听说很大，服务员就有好多个，一年能挣很多钱。奶奶还说，三伯家住在18楼，回家得坐电车，这电车有个门，没有司机；上车前要按一个按钮，等一会车就到了，开门人就进去，进去了还要按里面的按钮，门关了就往上走，到了就自动停，自动开门，人下去了就关门，又往上走，人在里面都感觉不到车在走，一会会功夫就到了。
听奶奶讲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知道这种车是什么车，它长什么样子，它为什么没有司机，它为什么能自己关门自己开门？那会，我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它究竟什么样，因为我坐过的为数不多的小巴车，开门关门都是由售票员完成：她首先是要把车门上一个把手往上掰，再朝自己的方向拉，门往中间折叠，这才会开，关门的时候也要使劲推，折叠的门要展平，听到咔嚓一声响，才算关上。
就在街边站那一会会，我就想了大概一箩筐的东西。那同时，我爸从摩托车后架上卸洗得很干净的尼龙口袋，我知道里面装了一整条熏得发黑的腊猪腿，是得等到大年三十才能吃得到的猪腿，而且吃得部位还有限，猪脚是万万不能吃的，大人们说小孩不能吃猪蹄叉，也就是猪脚，吃了的话以后会找不到媳妇，找到都会被别人叉掉。猪腿被草绳绑得很紧，拆掉绳子后，我爸把猪腿放后座上，并让我稳住；然后再卸我的牛仔包，里面除了装着我的衣服，还装着一个小布包，里面包了我上学要用的钱；我爸把包递给我，原本我要背上，但被我爸阻止，让我抱在胸前，并示意我这很重要。
我们这是要去哪呢？去我大伯家。
送腊猪腿通常是逢年过节才送，送的对象通常是至亲的人，比如去外婆家就得送。但若是在平常日子送，则代表是有事要请别人帮忙。我爸给我大伯送腊猪腿则包含了这两种情况，一是看望许久不见的大哥，二是请求大伯看护我。
在这之前，我也来过大伯家几次。大伯年轻时候在邮电局上班，住的是邮电局家属院，分的房子。当时可以称为小区，尽管只有两栋楼，五层高，还很旧，大伯家在四楼，我唯一的印象就是楼梯很窄，楼道上堆着很多杂物，大伯家门有两道，一道是有镂空的铁门，一道是里面的木门。
跟着我爸到了大伯家门口，开门的是大伯母，见是我们很惊讶，说这么早就到了，见我爸扛着猪腿，又说拿这个干什么，我们这里好买新鲜肉，但又转折说你大哥就喜欢吃腊肉，这下高兴了。把我们迎进屋，就安排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打开彩电。大概是已经错过了早饭点，做午饭又太早，大伯母就说去买点包子回来。我爸忙说不饿，但大伯母说你不饿娃饿，你等着，我去买，我去把你大哥叫回来。大伯母说话间就已经在门边换好了鞋，出门去了，我能听到大伯母下楼的声音。电视里是新闻，我就想换台看其他的，就请求我爸去按电视。我爸说不好，不要乱动别人家东西，但又犹犹豫豫张望电视机。后来我知道，其实我爸不会。因为大伯家的电视跟家里的不同，有个接收机，得在上面按什么按钮才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开门，然后是大伯的声音，来了，一大早上就钓到两条鱼，正好中午吃鱼。我爸是应声站起来喊大哥，我也喊大伯。我们都很敬重大伯，大伯有文化，有作为，是编制内的领导，在县城定居多年。而且我爷爷已去世很久，长兄为父，自然得到我爸的敬畏。而我对大伯的敬畏，更倾向于他是城里人这一点。
大伯家是两室一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不很大。大伯有俩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跟二女儿都已成家，在县城其他地方买了房子，小儿子已经成年，自己做生意，不怎么在家。由于第二天要送我去学校，我们在大伯家住一晚上。
入夜以后，我才终于感受到了跟乡村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气息：路灯亮起，灯火通明，时而有车声，有人声；在阳台上看不到天，被对面的高楼挡住，但高楼里亮着的灯，像极了天上的星星。原来，这就是在城市的意义，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那也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的失眠之夜，辗转反侧，胡思乱想。
无论如何，不管离絮儿还有多远，终归是走出了第一步。如同当初絮儿带我买邮票往外寄稿子的时候，虽不知道哪张邮票能给我带回来好的消息，但只要寄出去了，就有盼头，就有希望，如若不做，那么一丁点的可能都不会有。
县城是很小，甚至可能絮儿并不在这里，而我至少需要在这里从初中上到高中，六年之后才能有机会往更大的城市走。
这也没有关系，我想找到絮儿，可我也有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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