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秋。
南京秦淮河畔的小客栈里,潮湿的水汽总也散不去,连画纸都带着点潮软的触感。路程坐在靠窗的木桌前,炭笔在纸上顿了又顿,半天没落下一笔——纸上已经勾勒出半张侧脸,眉眼间的轮廓像极了沈砚之,可他总觉得不对,哪里都不对,没有上海别墅里那束阳光,没有松针落在衣襟上的细碎影子,连耳后的碎发都少了几分柔和。
客栈外的秦淮河正涨着秋汛,乌篷船划过水面,溅起的水花打在岸边的石阶上,带着股腥甜的水味。路程把炭笔放下,伸手摸了摸贴身的口袋——里面装着那片梧桐叶、沈砚之写的纸条,还有那张已经卷了边的上海到南京的火车票。离开上海已经三个月了,他没收到过沈砚之的任何消息,连托人去上海打听,都只得到“外交部人事变动频繁”的模糊答复。
他从包袱里翻出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沈砚之送的银杆钢笔和怀表。钢笔他舍不得用,只在想念沈砚之时拿出来,在废纸上写几遍“砚之”;怀表的指针还在走,比标准时间快两分钟,是他特意调的,总觉得这样就能离上海的时间近一点,离沈砚之近一点。
“程先生,您要的包子来了。”客栈伙计端着一碟热包子走进来,粗瓷碟子里的肉包还冒着热气,“今天秦淮河上有灯船,晚上您可以去看看,热闹得很。”
路程勉强笑了笑,拿起一个包子咬了口,却没尝出什么味道。伙计看他脸色不好,又补充道:“昨天有个从上海来的客商,说上海最近查得紧,外交部抓了不少人,连当官的都没能幸免呢。”
“外交部?”路程手里的包子突然掉在碟子里,碎屑溅了一地,“您知道……知道一个叫沈砚之的吗?他是外交部的官员。”
伙计皱着眉想了想,摇了摇头:“没听过这名儿。不过那客商说,被抓的人里,有个姓沈的,听说不肯认罪,还被关在牢里呢。”
“姓沈”两个字像块石头,重重砸在路程心上。他攥着桌沿的手瞬间泛白,指节抵着木头,压出几道深深的印子。“那个姓沈的……是做什么的?”他声音发颤,连呼吸都变得急促。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伙计收拾着桌上的碎屑,语气带着几分惋惜,“只听说那人以前很得器重,可惜了,这年头,沾上‘□□’两个字,就没好下场。”
伙计走后,客栈里只剩下秦淮河的水声。路程坐在桌前,浑身冰凉,像被秦淮河的秋水浇透了似的。他想起离开上海那天,沈砚之在雨夜里说“我会去找你”,想起他苍白的脸和攥得发白的指尖,想起他递过来的牛皮纸袋——原来从一开始,沈砚之就知道自己走不了,知道自己会被抓,却还是骗他说“我没事”。
他猛地站起身,抓过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就往外冲。他要回上海,他要去外交部找沈砚之,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也不能在这里坐着等。可刚跑到客栈门口,他就停住了——他连沈砚之被关在哪个监狱都不知道,连进上海城的门路都没有,回去了,除了自投罗网,还能做什么?
秋风卷着落叶吹过来,落在他的肩头,像极了上海霞飞路的梧桐叶。路程蹲在客栈门口,抱着膝盖,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他想起第一次在霞飞路遇见沈砚之,对方帮他扶住画夹的样子;想起雨天在慈安画社,对方帮他推荐工作的样子;想起在别墅的松树下,对方坐在阳光里当模特的样子——那些温暖的片段,此刻都变成了刀子,一刀刀割在他心上。
他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直到天色暗下来,秦淮河上的灯船开始亮灯,五颜六色的灯笼映在水面上,晃得人眼睛发花。一个卖花的小姑娘走过来,递给他一朵白兰:“先生,买朵花吧,插在屋里好看。”
路程看着那朵白兰,突然想起沈砚之书房里的西洋画——画里的薰衣草田是暖紫色的,和眼前的白兰截然不同。他接过花,付了钱,转身走回客栈。回到房间,他把白菊插在粗瓷碗里,放在画桌旁——碗里的水映着灯光,也映着纸上那半张没画完的侧脸。
夜里,他又做了噩梦。梦见自己回到上海外交部的监狱,看见沈砚之被关在冰冷的牢房里,身上穿着囚服,脸上带着伤,却还握着那幅他画的炭笔画。他想冲过去,却被铁栏杆拦住,无论怎么喊,沈砚之都听不见,只是对着画纸轻轻笑。
他猛地从梦里惊醒,额头上全是冷汗。窗外的秦淮河还亮着灯,灯笼的光透过窗纸,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像极了梦里监狱的铁栏杆。他摸了摸脖子上的十字架吊坠,冰凉的银质贴着皮肤,却再也带不来安心的感觉——沈砚之还在上海的牢里,而他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
第二天一早,路程去了秦淮河畔的报摊。他翻遍了所有上海来的报纸,终于在一张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一行小字:“外交部前官员沈某,因涉嫌通共,已于上月被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没有名字,没有细节,只有冷冰冰的“沈某”和“通共”。路程把报纸捏在手里,指腹反复摩挲着那行字,直到报纸被捏得皱巴巴的,才慢慢松开手。报摊老板看他可怜,叹了口气:“先生,这年头,报纸上没写名字的,大多是没救了。您要是有亲友在上海,还是别打听了,免得惹祸上身。”
路程没说话,付了报钱,慢慢走回客栈。路上,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绕着他的脚边打转,像在挽留,又像在送别。他想起沈砚之送他的那枚十字架吊坠,想起教堂里彩色玻璃透进来的光,想起沈砚之说“戴着它,或许能保你平安”——原来沈砚之早就把平安给了他,却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回到客栈,他重新拿起炭笔,继续画那张没完成的侧脸。这次,他不再犹豫,一笔一笔地勾勒,把沈砚之眼下的浅纹、耳后的碎发,甚至肩头上想象的阳光,都细细画了出来。画到最后,他在画纸角落,用那支舍不得用的银杆钢笔,写了行小字:“民国十六年秋,于南京秦淮河畔,忆砚之。”
钢笔出水很流畅,墨色均匀,和他第一次在上海画室里写“砚”字时一样。可这次,纸上没有暖炉的光,没有松节油的味道,只有秦淮河的潮湿水汽,和他落在纸上的泪痕,把“砚之”两个字晕得模糊不清。
他不知道,此刻的上海监狱里,沈砚之正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连日的审讯和折磨让他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可他怀里还紧紧攥着那幅炭笔画——画里的自己站在霞飞路的梧桐树下,秋阳落在肩头,像永远不会散去似的。
看守送饭时,劝他:“沈先生,认了吧,认了就能少受点罪。”
沈砚之睁开眼,眼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是轻轻摸了摸怀里的画:“我没罪,他也没罪。”
看守叹了口气,转身走了。牢房里又恢复了寂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沈砚之把画贴在胸口,闭上眼睛——他想起路程在松树下画画的样子,想起青年眼里的光,想起他说“等秋天梧桐叶黄了,咱们再去霞飞路写生”。
如果能再见面,他想告诉路程,他很想他;如果能再见面,他想和他一起去霞飞路,看梧桐叶落满街头;如果能再见面……可惜,没有如果了。
南京的秋越来越深,秦淮河的水也越来越凉。路程每天都会去报摊看报纸,每天都会在画纸上画沈砚之的样子,每天都会摸一摸口袋里的梧桐叶——叶子已经脆得一碰就碎,像他越来越渺茫的希望。
夜里,他常常坐在窗边,看着秦淮河上的灯船,直到天亮。他总觉得,沈砚之会来,会像在上海时一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笑着说“我来接你了”。可每次听到客栈门口的脚步声,回头看到的,都只是陌生的过客。
他还不知道,上海的那场审判,已经有了结果;他更不知道,他等的那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秦淮河畔,再也不会陪他去看霞飞路的梧桐叶了。秦淮河的灯船还在亮着,可他心里的那束光,正在一点点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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