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时期，参加制科举考试需有人举荐。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而张方平与欧阳修在政见上存在分歧。然而，为了不埋没苏轼、苏辙这两位被誉为“天上麒麟”和“天下奇才”的人才，张方平不顾与欧阳修的宿怨，直接写了一封长信给欧阳修，举荐了苏轼、苏辙兄弟。
宋人笔记小说中对此事有相关记载。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写道：“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年，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担任谏官，协助他们，但此前吕申公所任用的人多不赞同，于是这些人皆因朋党之争而被罢免。随后，安道继任中丞，对前事进行弹劾，二人遂结怨，因各自立场不同所致。嘉祐初年，安道守成都，文忠任翰林学士，苏明允父子从眉州前往成都，欲求见安道。安道说：‘我何足以为重？应当去找欧阳永叔！’他不因与欧阳修有隙而嫌隙，反而写信并安排行装，派人送他们到京师拜见文忠。文忠得见明允父子所著之书，亦不因安道推荐而有所偏见，大喜道：‘后来的文章当在此二人。’随即极力推崇，天下于是高度评价这两人。子瞻兄弟此后四十余年，虽外界对二人评价各异，但也未敢有丝毫轻重之别。”
曾慥在《高斋漫录》中亦有相关记载：“三苏从蜀地来，张安道、欧阳永叔为之延誉于朝，自此名誉大振。”
自此，苏轼、苏辙与张方平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张方平成为苏轼兄弟一生最为敬重的老师、长者及知己。
苏轼的另一位伯乐是与他在文学史上齐名的欧阳修。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在政治领域亦享有盛誉。因吉州古属庐陵郡，故常以“庐陵欧阳修”自称。他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一同被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史上首位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成就斐然，与其精深的古文理论相得益彰，从而引领了一代文风。在变革文风的同时，欧阳修还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并在史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欧阳修独具慧眼，甘为人梯，愿做嫁衣，不遗余力，一生桃李满天下。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年轻时亦曾受其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中，除欧阳修本人外，其余宋代五人均出自其门下，且多是在未为人知之时，被他相中、推介、提携，终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赞誉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此言高度概括了他求才若渴、爱才心切、识才精准、举才卓著的特质，称其为千古伯乐，实不为过。
苏轼与欧阳修的相识，源于一场科考奇缘。在张方平的举荐下，苏轼得以参加嘉佑二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他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令所有考官叹为观止，文章论证“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仁政思想，笔力直追孟子。欧阳修初以为是其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判为第二，揭榜后方知作者乃眉山二十二岁的苏轼。事后，按惯例苏轼撰文《谢欧阳内翰书》，以表达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深切感激。原文如下：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
文中从“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谈起，论及变革一代文教之衰颓何其艰难。盛赞欧阳修“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同时表达了自己愿追随其门下，成为文风改革的急先锋。并满怀自信地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荣幸，对于欧阳修及文风改革事业，或许也将有所裨益。全文既流露出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深深感激，也展现了一位意气风发少年对未来文学之路的坚定信心。
接到苏轼的谢表后，欧阳修找来苏轼更多的诗文逐一品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梅尧臣感叹道：“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他还对儿子们预言，三十年后，恐无人再提及自己，意即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将被苏轼超越。一位年过五旬的文坛领袖如此评价比自己年轻二十九岁的后辈，足见其远见卓识与胸怀坦荡。
其实，苏轼与欧阳修的神交应追溯至苏轼的孩童时期。苏轼对欧阳修仰慕已久，早在私塾读书时，便对欧阳修等一代名臣心怀敬仰，更奉其为精神导师，“始予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跋文忠公送惠勤诗后》）白日诵读其文章，夜晚竟梦见面容。苏轼十岁时，苏洵读到欧阳修的《谢对衣金带鞍辔马状》，令苏轼仿作一篇，苏轼挥笔写下：“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苏洵对此赞赏有加。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又称“大科”，单从名称便可见其显赫地位，它乃宋代最高级别的选拔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旨在选拔杰出人才。制科考试的门槛极高，流程也极为繁复。考生首先需由朝廷重臣推荐，随后依次经历进卷、阁试、御试三大环节。欧阳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苏轼，他的推荐奏章至今仍存，全文如下：右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以待隽贤，又诏两省之臣，举其所知，各以闻达。所以广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虽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圣慈召付有司，试其所对。如有缪举，臣甘伏朝典。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欧阳修《举苏轼应制科状》）欧阳修在奏章中明确表示，若荐举有误，他愿承担朝廷典律的责罚，足见其对苏轼文采的推崇及对其人品的信赖。当然，苏轼亦未辜负欧阳修的举荐与信任，在制科考试中脱颖而出，取得了第三等的优异成绩。
从此，欧苏之间确立了我国古代文人中最具典范意义的文统传承关系。随后，苏轼承继欧阳修的诗□□新旗帜，扶持了包括苏门四学士在内的一大批文坛翘楚，将北宋文学推向继唐诗之后的又一巅峰。以苏轼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后世难以再现的五彩斑斓的北宋文人圈，留下了众多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坛佳话。
在欧苏文统传承的熏陶下，北宋文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苏轼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文学风格，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追随与效仿。他不仅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独到见解，为北宋文学的进步指明了方向。此外，苏轼还格外重视后辈的培养，他所提携的苏门四学士等文坛精英，在各自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绩，共同促进了北宋文学的繁荣。这种文统传承关系，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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