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作为北宋经济的命脉枢纽，苏轼在到任后察觉到漕运中“纲吏侵盗”现象严重，导致“东南之粟，岁漕京师者六百万石，而淮、浙之纲多漂失”，底层漕工却“衣食不给”。为此，他上书《论纲梢欠折利害状》，提出“严惩贪吏、减省冗费、优恤漕丁”的改革方案，成功使漕运效率提升了三成。此外，他还建议朝廷允许漕船在空驶时载运货物，此举既增加了漕工的收入，又进一步提高了漕运的效率。
扬州自古以盛产芍药闻名，北宋时期官方花会盛行，然而每每向百姓摊派，导致劳民伤财。苏轼在《申明扬州公使钱状》中痛斥道：“每岁仲春，州人竞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费钱千万。“他更尖锐地指出：“使民奔走失业，非所以安民也。“鉴于此，苏轼毅然决定停办万花会。尽管有人不理解，甚至非议连连，但苏轼问心无愧。他在给好友王巩的书信中坦言：“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此外，苏轼还倡导以简约之风举办民间自发的小型花会，既保留了扬州赏花的传统，又避免了铺张浪费，让芍药之美真正惠及于民。在苏轼的治理下，扬州城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生机，百姓对苏轼的感激之情也日益深厚。
苏轼针对两淮盐场“官估高、私贩盛”的困境，力主允许商人自由贩卖。此举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使得“灶户得钱，盐贾得利”。这一政策调整，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原本因官估过高而萎靡不振的盐市重新焕发了生机。
灶户们不再因销路不畅而生活困顿，他们生产的盐能够顺利通过商人贩卖至各地，收入也随之增加。盐贾们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纷纷积极投身于盐的贩卖，不仅扩大了销售范围，还提高了销售效率。同时，由于商人的自由贩卖，盐的价格更加合理，满足了市场需求，也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为缅怀恩师欧阳修，苏轼亲自主持在平山堂旁兴建了谷林堂，并深情赋诗：“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风初。我来适过雨，物至如娱予。稚竹真可人，霜节已专车。老槐若无赖，风花欲填渠。山鸦争呼号，溪蝉独清虚。寄怀劳生外，得句幽梦余。古今正自同，岁月何必书。”谷林堂的落成，不仅是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纪念，更是他对扬州文化的卓越贡献。平山堂与谷林堂，作为扬州的文化地标，见证了欧阳修与苏轼师生间的深厚情谊，亦成为扬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苏轼在扬州担任知州期间，恰逢其门下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也在扬州担任通判（州府副职）。公务之余，师生二人常以诗文相互酬唱，共同品尝扬州的美食佳肴，这无疑为苏轼的扬州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在《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一诗中，苏轼深情地表达了见到弟子时的喜悦心情：“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苏轼也不忘游历扬州山水，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为扬州的文化宝库增添了璀璨的篇章。
扬州作为当时的繁华都市，拥有丰富的美食文化，这让苏轼大快朵颐，久久难忘。苏轼在扬州品尝了当地的多种美食，并在诗中有所记载。在《扬州以土物寄少游》一诗中，苏轼写道：“鲜鲫经年秘醽醁，团脐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活如酥，先社姜芽肥胜肉。鸟子累累何足道？点缀盘飧亦时欲。淮南风俗事瓶罂，方法相传竟留蓄。且同千里寄鹅毛，何用孜孜饮麋鹿。“诗中提到了鲜鲫、紫蟹、春莼、姜芽、鸭蛋等扬州的时令美食，苏轼不仅自己尝了新，还把它们送给朋友，足见其对扬州美食的喜爱。
苏轼还特别钟爱扬州的茶叶。在扬州石塔寺，他曾写下《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一诗，咏道：“为君伐羔豚，歌舞菰黍节。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金钗候汤眼，鱼蟹亦应诀。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报君不虚授，知我非轻啜。“诗中描绘了他在石塔寺品茶的情景，杀猪宰羊，煮泉品茗，蜀井的水泡出的香茶，端午的美食，让苏轼忘却了病痛。难怪他会写道：“我生亦何须，一饱万想灭。“
此外，苏轼对扬州石塔寺的“饭后钟“故事也颇感兴趣，并戏作了《石塔寺》一诗：“饥眼眩东西，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何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斋厨养若人，无益只遗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
就在准备大展拳脚，扬州各项工作紧密锣鼓的开展之时，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苏轼突然接到朝廷命令，回京任兵部尚书兼南郊卤簿史，他不得不再次启程踏上回京之路。
苏轼回京后的首要任务是主持哲宗皇帝的祭祀天地大典。此次祭祀，年满十八岁的哲宗首次独立参与大典，预示着他不久后将亲政，不再依赖高太后的辅佐。苏轼全力以赴地完成了主持祭祀大典的工作。祭祀结束后，他被擢升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及礼部尚书，达到了其仕途的巅峰。
然而，高处不胜寒。苏轼的迅速晋升再次引发朝廷中一些人的嫉妒。一些居心叵测的大臣利用哲宗年少未经世事的弱点，竭力曲解苏轼的诗词，向哲宗诬告苏轼污蔑皇帝和朝廷。面对朝中尔虞我诈的险恶局面，苏轼感到极度厌倦和失望，于是再次请求外任，但未获批准。
然而，就在苏轼心力交瘁之际，命运又让更为残酷、更为痛苦的事情降临到他身上。相伴二十五年的妻子王闰之于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一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46岁。王闰之是一位平凡却又非凡的女性。她嫁给东坡二十余年，正值东坡仕途起伏不定、屡遭贬谪、历经人生各种困苦的艰难岁月。然而，无论被贬至何地，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都能与东坡风雨同舟，共同面对，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妻子闰之的离世，令苏轼悲痛欲绝，数日无法下床。后来，他在《祭亡妻同安郡君》中写道：“维元佑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就在苏轼还没巨大的丧妻之痛中缓过神来，九月三日，执掌大宋朝政近十年的高太后病逝。高太后逝世后，哲宗开始亲政，这个被祖母压制十余年的乖孙子，终于等来了翻身的机会。一亲政，立马将年号改为绍圣元年，开始全面恢复新法，全面清理高太后重用的保守重臣。哲宗清理的首轮名单就是宰相范纯仁、吕大防和苏辙三人。对于这三人，高太后临终前曾告诫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然而还没等三人缓过神来，哲宗便拿他们开刀了，苏辙贬英州，范纯仁贬永州，吕大防贬安州。对于祖母高太后，即便已经归西，哲宗也没放过她，将其形容成“老奸擅国”。
哲宗的这一系列举动，让朝廷局势风云突变。苏轼虽未在首轮清理的名单之中，但也深感危机四伏。高太后在世时，对苏轼多有庇护，让他在动荡的官场中得以有喘息之机。如今高太后离世，哲宗大肆清算保守派，苏轼明白，自己作为保守派的一员，且与苏辙关系密切，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
苏轼每日忧心忡忡，既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也为国家的未来感到焦虑。他深知哲宗急切恢复新法，并非出于对国家真正繁荣昌盛的考量，而是为了宣泄多年来受祖母压制的积怨。然而，在这错综复杂的局势下，苏轼虽有意劝谏，却深知自身力量微薄，难以阻挡即将到来的风暴。
眼见朝局动荡，加之爱妻离世，苏轼再度心灰意冷，萌生归隐之念。他反复品读陶渊明的诗作，穿越七百年的时光，以诗为媒，与这位旷代知己展开心灵对话。“子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则为日星悬。我散而卑之，宁非山与川。三皇虽云没，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终，彭祖非永年。皇皇谋一醉，发此露槿妍。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立善求我誉，饥人食馋涎。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苏轼《问陶诗》）苏轼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与陶渊明对话，心中唯有归隐之愿。
“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然而，苏轼终究难以成为陶渊明，他始终徘徊在仕途与隐居的矛盾之中。哲宗亲政后，苏轼屡次上书请求外任，最终哲宗见老师朝堂上形神俱疲，心生怜悯，批准苏轼外任定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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