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庄子．人世间》写到：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名也者，相轧也；智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人们常说：“顺境读孔孟，逆境读老庄。”苏轼一生酷爱研读《庄子》，其包括《前后赤壁赋》在内的大部分文章都深受《庄子》思想的浸润。在苏轼的诗词中，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庄子那种“自然为宗，复归与朴”的道家理念。林语堂曾评价道：“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也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
苏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此时的宋朝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但已初现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尽管“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短期内无战事，但边境却危机四伏：辽国对宋朝虎视眈眈，西夏迅速崛起，大宋的富饶令边境游牧民族垂涎。加之宋朝重文抑武的政治环境，导致军事力量积贫积弱，战斗力低下，使得宋朝面临巨大的边境威胁。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神灵的力量被视为无比巨大。无论是大人物的诞生与离世，还是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神灵附体的传说。例如，黄帝降生时草木提前发芽，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红光满室、异香三日不散，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以及广为传颂的水浒梁山天降石碑、天罡地煞大排名等。
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领袖，苏轼也不例外。关于他的出生，流传着诸多神鬼异象的传说。有祥云金光之说，称苏轼降生时天降异象，金光冲天，祥云化作七彩，片刻后祥龙破云而出，盘踞在苏家大宅，约一小时后才缓缓散去。这一描述显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能是后人对其才华的浪漫化想象。
另有彭老山草木枯荣之说。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时，眉山的彭老山突然草木枯萎、百花凋零。60多年后，苏轼去世的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彭老山又重放光彩，恢复生机。当地人认为这是彭老山的灵秀精华被苏轼吸收，其去世后又归还山林。这一传说体现了人们对苏轼超凡才华的惊叹与敬仰。
苏轼降生在天蝎宫之下，天蝎宫是占星术黄道十二宫的第八宫，天文学对应的星座是天蝎座。在刺骨寒风中降生到这一星座的人，性格粗犷而倔强。他沉闷的个性和紧张的神经常使接近他的人感到压抑和迷惘，他的爱情心理也常充满矛盾。他拥有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能洞察并利用人性的弱点和利弊。此外，他的神秘性、极端性、好斗性和狂热性，也常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无法摆脱的烦恼常纠缠着他，使他感到精神疲惫。照苏轼自己的话说，出生在天蝎宫是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还是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
苏轼自幼志向远大，十岁时便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蛰”的佳句，从小锋芒毕露，不懂内圆外方之道。以至于苏洵在其十一岁时为其更名为“轼”，以时刻提醒他懂得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后来，苏洵曾作文《名二子说》，可见作为父亲的苏洵用心良苦。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辙乎，吾知免矣!
苏轼父子抵达京城不久，苏洵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如愿不经考试被授予校书郎一职，随后又改任亲职，专门为本朝皇帝撰写传记。朝廷也为两年前中进士的苏轼和苏辙安排了官职，苏轼担任正九品的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则任渑池县主簿。在欧阳修的建议下，兄弟二人决定参加来年的制科考试，因此决定辞去官职。
制科考试是唐宋时期特有的一种考试制度，与科举考试有所不同。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而制科考试则不定期举行。制科考试的程序比科举考试繁琐更为复杂。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需由朝廷大臣推荐，并经过一次预试。最终，由皇帝亲自出题。制科考试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据记载，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科举考试共选拔了四万多进士人，而制科考试仅举行过22次，成功通过者仅有41人。
苏轼、苏辙兄弟在恩师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分为七个等次：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是虚设的，第三等即为最高等。苏轼当年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荣获第三等，而苏辙则列为第四等。《宋史·苏轼传》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唯吴育与轼而已。”然而，纵观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制科入三等的仅有苏轼、吴育、范百禄、孔文仲四人。但经考证，吴育、范百禄、孔文仲实则属于第三等次等，整个宋朝真正获得第三等的唯有苏轼一人。成绩公布后，苏轼欣喜若狂，在《谢制科启二首》中用“非怀爵禄之荣，窃喜幸会之至”这句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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