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安迪·杜佛伦的男人又来了。
像上一次一样鼻青脸肿，伤痕累累，但比上一次更凄惨得多。他躺在担架上，胳膊软绵绵地垂着，嘴角淌着血，被两个犯人合力抬进来。
“他妈的‘姐妹花’！狗娘养的！关起门来四打一！”海伍德狠狠啐了一口，费力地把杜佛伦搬上病床。
而埃利斯·雷丁，囚犯里神通广大的老瑞德则弯腰拍了拍杜佛伦的脸，然后朝我恭敬地点头：“诺顿医生，麻烦您了。”
我静静合上手里的书：“你们可以走了。”
我的名字是路易丝·诺顿。
如果仅仅作为一个相貌姣好的年轻女人，我在满是如狼似虎的男重刑犯的肖申克监狱里活不过三天；但是作为一名狱医，一名医术精湛且足够心狠的狱医，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匍匐在我的脚下。
典狱长塞缪尔·诺顿是我的亲叔叔，他把我安排进肖申克，协助他一起捞钱。每当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人体研究项目，就需要我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因为自小优渥的家境而对金钱几无追求，但也没有挺身而出阻止这些不法行为的强烈正义感，只是得过且过，随波逐流。
无聊的狱医生活里，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亟待打发。我常常读书，从《罪与罚》到《悲剧的诞生》，几乎来者不拒。书读多了便开始尝试写作，放一张古典乐的唱片进留声机，在莫扎特、肖邦、舒伯特的魂灵旁消磨掉一个又一个下午。某些瞬间我会觉得，我也是被囚禁在肖申克监狱里的囚犯，又或者，我的铁笼是更大的东西。
男监里打架斗殴很多，囚犯们就像无事可做一样在彼此身上发泄精力，关禁闭也老实不了几天。有新人来时尤其如此，新人总想挑战旧秩序，而旧秩序残酷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安迪·杜佛伦时，我仅仅把他当作又一条很快就会被打断脊梁的落水狗，尽管他看起来实在不像一个粗鲁的、愚蠢的、在社会底层的泥潭里吵闹的囚犯。
他很安静。
寥寥几句谈吐足以表明他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脸和手都光滑白皙，指甲永远剪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显然不曾被生活磋磨。蓝玻璃似的眼珠憔悴，但总在沉思，像一个忧郁的哲学家。这一切都与他的狱友们格格不入。
但他又不属于经济诈骗犯的行列，他进肖申克的罪状是——谋杀。这位年轻的银行家被指控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及其情夫，每人四枪，因此被判无期徒刑。也就是说，他会在这里度过他漫长的下半生。
而这是他这半年里第三次进医务室，普通的轻伤警卫甚至不会允许他看医生。“姐妹花”，那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团伙，即使是我也有所耳闻。我处理过好几个被他们□□□□的倒霉蛋，通常血流个两三天就停了，需要送到我这里的往往惨不忍睹。像杜佛伦这样抵死不从、坚决反抗的还是头一个。
弯腰低头是监狱里的生存哲学，但杜佛伦的脊背始终挺得笔直。听说他一直都没有哭，从进肖申克到现在，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令人称奇。
杜佛伦伤得很重，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他身体多处骨折，中度脑震荡，牙齿松脱，内脏也有破损。我把医务室今天值班的犯人喊来，花了不少时间处理杜佛伦的伤势。而他从昏迷中苏醒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艰难地把头扭过来，抽着冷气向我道谢。
“谢谢您，医生。”囚犯的嗓音虚弱，右眼肿得睁不开，硕大的乌紫眼圈看上去有些滑稽。
“别乱动。”我瞥了他一眼，“你的血气胸和骨折已经处理好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需要卧床休养一个月。”
“真不错。”杜佛伦扯出一点笑容，“能有音乐相伴，在这里的一天胜过外面的一年。”
面对我投来的讶异眼神，他眨了眨仅剩的左眼：“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自新世界》，是吧？您喜欢布拉姆斯吗？”
我每天都会在医务室里放音乐，想听什么放什么，反正犯人无权发表意见，警卫也管不到我头上。但这是第一次，有某个人能够与我谈论这些。
在后续的相处中，我得知安迪·杜佛伦今年30岁，如我所想，进肖申克前是波特兰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副总裁。在保守的银行界，年纪轻轻就坐上这个位子，可以说是前程似锦。尤其在新英格兰这一带，保守的风气更是十倍于其他地方；除非你是个精神委靡的秃头中年人，不时整整西装裤上的线条，惟恐不够笔挺，否则很难得到当地人的信任，让他们把钱存在你那里。
有这样的出身，杜佛伦那高雅的谈吐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那天谈论了三个小时的古典乐，如果不是到了我下班回家的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下去。当然，虽然杜佛伦挺乐意，但重伤在床的他也是强打精神，不过那时的我并不在乎。
只是一个手上有两条人命的杀人犯。
一个人生已经到此为止的人。
哪怕他竭力在监狱里依然保持体面——他的样子总让我觉得他身穿的不是粗布囚服，而是西装领带——但再模范的犯人被烙上谋杀的罪名后，想离开肖申克可就有得等了，慢得就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很可能直到杜佛伦垂垂老矣，假释听证会才会大发慈悲地放了他。
杜佛伦躺在医务室的一个月里，我可喜可贺收获了一个能聊天的宠物。他的性格冷静淡漠，忍耐力和自制力都相当强，给他换药时从来没有吭过一声。我能感到他心中有很多想法，但是一堵厚厚的障壁隔在他和所有人之间。我们的交流始终礼貌疏离，浮于表面。或许这就是其他犯人认为他装腔作势的原因。
他痊愈出院的前一天，出于对他这一个月陪伴的感谢，我难得主动开口：“你需要帮忙吗，杜佛伦？我是说，我可以把你调到医务室来……”
我已经知道他在洗衣房工作。那不算个好去处，闷热、潮湿、充满异味，而且“姐妹花”也在那里。我有这个权力把他固定下来做医疗助手，这一岗位本是轮换制，但想来和我的典狱长叔叔说一声也不麻烦。
监狱生活太枯燥，能和兴趣相投的人对话堪称雨露甘霖。我相信杜佛伦也是这样想的，他的欣快不像作假。
但安迪·杜佛伦毕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感谢您的好意，诺顿医生。”他不卑不亢地回答，“但是不必劳烦您了。我能处理好。”
他不想做宠物。杜佛伦的眼睛这样说。
“…路易丝·诺顿。”我看着他的眼睛，“这是我的名字。”
“你什么时候改主意了都可以来找我。至于现在，恭喜你出院，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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