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12日，一夜雷雨之后，当警卫在早上六点半打开第五区牢房的大门清点人数，安迪·杜佛伦从他的牢房里凭空消失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再也忍不住，这段时间——噢，不，过去这四十多年来的压抑终于爆发了。我开始大笑，笑得根本抑制不住，眼泪直往外冒。自从走进肖申克后，我还从未这么开怀地笑过，捧腹顿脚，拼命大笑，简直一发不可收拾。我从来不曾期望困在灰墙中的自己还能笑得这么开心，真他妈的过瘾极了！
事后我从警卫口中得知了越狱事件的全貌。拉蔻儿·薇芝小姐忠实地为安迪遮掩了他的秘密——一条他花费十九年，用那把刻石头的小小石锤，一点一点挖出的通道。安迪带着典狱长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以及相关文件，沿着通道爬到铺污水管的夹层，然后借着雷声砸开了污水管。
他在脏臭得令人无法想象的管道里爬行了五百码——足足有五个足球场那么长，绵延将近半英里。他爬过这么远的距离，也许手上拿着一支小手电筒，也许什么都没有，只有几盒火柴。那通道中几乎无法容身，吱吱乱叫会咬人的肥老鼠跑来跑去，在管子接口的地方，或许还得拼命推挤身体。换作是普通人，那种幽闭恐惧的气氛准会让人疯掉，但安迪却成功逃脱了。搜寻人员只找到了一件沾满泥水的囚服，一块肥皂，还有一把磨得不能再用的破石锤。
三天后，《波特兰号角日报》发布了爆炸性的头版头条——《肖申克监狱的**与谋杀》。
当警察破开塞缪尔·诺顿的办公室门时，我站在办公室外面，看他仰头瘫在座椅上，已然吞枪自尽。办公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本圣经，那一页正是《出埃及记》，中间挖出了一只石锤的形状——救赎之道，就在其中。
警方对我的盘查没有持续多久。器官交易的事做得很隐秘，剩余痕迹我这些年来清理了十之**，最后我叔叔留下来拿捏我的关键证据也被安迪带走。犯人们念着我的好，即使知情也假装一无所知。
塞缪尔·诺顿的倒台波及了诺顿家族。在一片混乱中，我丢下一封仅有一句话的辞呈，独自走出了肖申克监狱，身无长物，一只手握着胸口的石英鸟，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空白的明信片，邮戳是边境线上的德州汉考克堡。
这一次，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要么忙着活，要么忙着死。
芝华塔尼欧，我该怎么抵达梦中那蔚蓝的海岸？也许我可以在灰狗巴士站买一张经由纽约到艾尔帕索的车票。到了艾尔帕索之后，再买一张车票到麦克纳里。等到了麦克纳里，再想想主意，找机会跨过边境，进入墨西哥。
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走过最遥远的路途。一个四十多岁未婚无子的老女人，抛弃荣华富贵，拎着单薄的行李，独自奔赴异国他乡，只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约定。旁人眼中的我大概是疯了吧，至少我的家族这么认为。但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我想了点办法，在某位病人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他们的追踪。
一路上我走走停停，尽可能地行医救人。或许是近乡情怯，又或许这不是一件需要着急的事，而是必将到来的节日，我向目的地前进的速度并不快。我晒黑了许多，手脚粗糙生茧，盘缠一大部分花在为贫困潦倒的病人买药上，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每当我握紧那只石英鸟，我的心中便平静安宁，再没有任何恐惧。
空闲时我常常会想念安迪，回忆在肖申克的一切。我向我的病人们讲述那些故事，他们都很爱听，不时发出“哇”“天哪”的感叹声。安迪越狱这一部分他们最百听不厌，有些人不肯相信，我就取出珍藏的报纸给他们瞧，骄傲不已。
我很关心我的老朋友们，想知道他们在我走后过得怎样，于是仔细收集有关肖申克监狱的消息。塞缪尔·诺顿死后不久，新典狱长上任，那家伙我认识，人还不赖，对肖申克进行了一番改革。再后来，我在假释出狱的名单里看到了瑞德，可怜的老瑞德，出狱时已经59岁了。
“真想知道他找到那棵橡树了没有！”
安迪有时会感慨。
踏上芝华塔尼欧雪白沙滩的那一天，海风吹动着我的头发，海鸥在头顶盘旋鸣叫。远处有几间小屋，一道身影正爬上爬下地忙碌。他赤着脚，短发凌乱，皮肤被晒成蜜棕色，只穿了一条短裤，手里拿着锤子。他的眼睛那么蓝，那么清澈深邃，就像他身后那片广阔无垠的太平洋。
他转过头，看见了我。
“噢，嗨！女士——”
他笑着喊道。
“——这里有一份招聘启事，您感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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